一月底時我與300名來自60多國的傳媒工作者、社會運動行動者及媒體學者，參加在菲律賓第二大城市宿霧舉行的全球之聲公民媒體高峰會－－一個兩年一度，與公民媒體、博客、新聞及人權行動相關的會議。這次高峰會的舉行，也同時標誌Rebecca MacKinnon與我一起在2004年末成立的公民媒體網站及社群全球之聲，已踏入10周年。

過去我們舉辦過6次會議。舉辦這些會議的目的，其實是讓全球之聲核心社員有機會聚在一起，計劃未來、接受培訓和凝聚團結力。現時全球之聲靠逾800名職員及志工運動運作，我們沒有辦公室、總部或其他實體工作站，因此這些會議令我們能作出平時難以進行的親身互動。亦因為舉辦高峰會的初衷是進行內部會議，所以它總像一個歡樂派對，也像親人聚會一樣，而且不見得每次都很最細心規劃。（請容許我這樣說，因為我協助籌辦過數次高峰會。）

今次高峰會卻重整了我們對這公民媒體高峰會的期望（而會議的籌劃是與我無關的！）兩天行程緊湊，包括座談會、工作坊及討論會，內容聚焦於網路寫作及網路行動遇到的挑戰：開放網絡帶來的威脅、社群媒體與示威行動、網路酸民及網路濫用，以至中介人審查。與會其間我像發瘋一樣的不停寫部落、在推特轉發訊息，希望能把世界各地好友分享的新聞、資訊及看法，都一一記下。

全球之聲編者與作者會將這些會議內容整理成文章，希望在數天內能與大家分享。但我急不及待，在由炎熱的宿霧返回東北暴風雪地帶的一段航程中，反思這次從全球之聲社員、熱情接待我們的菲律賓網友，以至世界各地好友所學到的重點。

社群媒體愈趨閉門、私人性

全球之聲項目成立初期，主要綜合世界各地的部落格，將它們按不同主題分類，以展示某一國家或地區的社群媒體對話。之後，我們開始透過公開的公民媒體渠道，包括：部落格、推特、影片和公開的臉書文章，展現公民媒體對即時新聞事件的觀點。

我開始想，究竟我們能否繼續以這種方式運作。公民媒體愈來愈多是私人或半公開的狀態。這個有趣的現象，讓我們反思我們如何運用這些新聞。例如在中國，當微博的公司開始核證用戶身份時，很多政治討論都從這些一般設定為內容公開的平台，轉到微信的用戶群上。這些群組成員可高達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有如互聯網郵件列表或留言板一樣。

將這些半公開的對話內容當作新聞來源，是否道德？或者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要視乎個別情況而定。如果說必須得到對話群組內所有人的同意，才可發佈有關內容，那麼我們將無法再報導某些傳統廣播媒介外的重要對話，亦即全球之聲很難以現行方式繼續運作下去。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謹慎處理這個問題，我們一心想接觸以擴大公民聲音的人們將會被我們排除。

隨著更多對話由公開的社群媒體轉移到這些複雜、半公開的平台，這些聲音不論被視作公開或私人言論，都仍影響整個新聞界。

平台變得重要

很多社會運動行動者提出，組織行動用的平台正由公開的推特和臉書等轉到WhatsApp等私隱度較高的工具。當改革行動開始在WhatsApp這類平台籌劃時，有關平台的架構和使用政策就變得更重要。也許WhatsApp的設計師沒想過它們的產品會被用作統籌社會改革活動，但一旦周遭環境充斥監管時，這些新平台對用戶的保障是否足夠，就成關鍵所在。一些行動者正轉用TextSecure等保安較好的平台，以作應對。但我一直質疑，當大多數行動都在方便眾人的平台上進行時，將這些行動者帶到另一平台，並非易事。到最後，如Moxie Marlinspike成功將WhatsApp點到點加密的項目，會變得更為重要。

平台的重要性，亦在於它們可決定甚麼資訊可以流通。Rebecca MacKinnon的著作《互聯網用戶的共識》（”Consent of the Networked”）讓更多人明白到中介人監控的問題。在Rebecca最新的項目「Ranking Digital Rights」中，電子前哨基金會的Jillian C. York提出社區評論監管政策，實際上就是讓臉書控制平台上流通的言論。相比政府監控，Jill更擔心這些企業實行的功能性監控－－她指臉書曾錯誤將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論當成支持恐怖主義，並刪除有關言論，卻同時任由支持以色列的激進言論流通－－而臉書刪除「我們都是Khaled Said」群組，更被認為是引發埃及解放廣場示威的導火綫－－可見平台錯誤處理言論管制問題，可引發嚴重後果。

對全球之聲社員來說，無法刪去平台上的仇恨性言論，與平台言論可能受監控一樣令人憂慮。來自緬甸的Thant Sin指緬甸語的臉書帖一直有激烈的討論，近來一些關於宗教派別，特別是針對穆斯林羅興亞人的暴力性言論愈趨常見。Thant與其他緬甸臉書用戶曾想偵查及舉報這些帖子，但都因為臉書的管理員不諳緬甸語而以失敗告終。

我為此發表於推特時，新聊天應用程式Glimpse的執行長Elissa Shevinsky問，為何臉書不僱用通緬甸語者解決這個問題。答案很簡單，亦很不幸：因為這些處理濫用平台問題的團隊對社群媒體來說，通常被視為企業的開銷部門，因此很難得到足夠資源發展。臉書及很多公司都倚靠平台上用戶的「檢舉」，去決定是否應調查，甚至刪除某些言論。（對此議題有興趣的朋友，一定要讀讀Kate Crawford及Tarleton Gillespie的文章《檢舉的用意》（”What is a Flag For?”）。文章提出檢舉作為監管網上文章及回應的不足之處。）當被檢舉的文章是以管理員不熟悉的語言撰寫時，臉書只有兩個壞選擇：任它繼續存在（可能忽略了仇恨性言論）或封鎖訊息（可能監管了政治言論）。或會說臉書不應擴展到一些它們未能監察內容的市場⋯⋯但對一間公司而言，在未有說某一語言的用戶群前，實在很難建立健全的監察系統去預防濫用情況。

OnlineCensorship.org的Jillian與同僚正透過臉書或其他平台的封鎖言論紀錄，了解網上平台處理言論流通的藍圖。我十分支持這個主意，並在想是否能用Crawford及Gillespie論文中的方法－－透過檢舉內容測試平台回應－－會否有助研究。（但發佈更多冒犯性言論來測試平台的回應，也許不是好方法－－網上的怒氣及仇恨本來就已夠多，也許記下來就已足夠了。）

圖像，而非文字

我部落格的讀者都知道，我是個會用很多文字去表達的人。但今次會議令我學懂一事－－就是圖像這個有力、又嶄露頭角的政治言論形式。在Georgia Popplewell主導論題「革命將被畫出來」一節中，有13位全球之聲成員與我們分享他們國內漫畫家、插畫家及設計師的作品。

他們介紹的藝術家中，很多是傳統漫畫家，如西班牙的Crisis Valero或墨西哥裔美籍的Lalo Alcaraz，但亦有部分是圖像設計師，如菲律賓的社會運動行動者Pixel Offensive，或全球之聲社員Kevin Rothrock。Pixel Offensive利用菲律賓政客的圖像，合成其他背景、加上圖片註釋或混入其他元素，造成一些簡單、吸睛的設計。PXO有一個獨特的色彩風格－－黃及黑－－艾奎諾政府的用色。這實在是在影像上騎劫總統府的品牌。也許PXO的設計沒Alcaraz般有藝術造詣，但帶出了一個訊息－－圖像行動是給每一個有話要說的人。

全球之聲討論俄羅斯互聯網的意見集中地、經常發生爭論的「RuNet Echo」項目，共同編輯Kevin Rothrock顯然明白這個道理。Rothrock愛在網上製造麻煩，不少人因為他所弄的嘲笑而發表回應。他在全球之聲的言論也通常加插挖苦式拼貼，例如普京的插圖就被像病毒一樣被轉發。不是每一個拼貼都能令我欣賞，但有一些實在很好笑，我不難想像它們會在網上瘋傳。

我欣賞Rothrock鼓勵在場博客及作者在他們的工作中運用這些拼貼技巧，並分享心得。（運用商標也不錯，因為它本來就是為放在不同背景而設計的，讓普京不穿上衣、放他在馬上，配合不同場景。）當行動者學懂以短小精幹、分享性高的文字發佈網上訊息時，也許行動者及記者也應學習如何製作圖像式的病毒性文章，以觸及更多群眾。

代表，而非革命

佔領運動、憤怒者民主運動（Indignados）、土耳其Gezi公園反政府運動以至其他示威，令我們問示威是否有能力去表達不同的意見，多於有能力從權力的根本去作出改變。聽着在座講者談及在墨西哥、敘利亞、烏克蘭及香港的行動，我想起Zeynep Tufekçi的說法－－數位媒體容易令更多人走到街上，但亦可能更易軟化及分化群眾。（Tufekçi提出，相較於幾年前，把5萬人帶上變得容易，所得行動者事前組織準備和準備可能會減少，最終對群眾的影響力，以及所有的社會資本亦較以往少。一旦示威行動完結，希望影響政權時，這些運動就很難有所作為。）

會議帶出的另一個重要訊息，就是示威行動愈來愈看重自身的媒體代表。來自烏克蘭的全球之聲作者Tetyana Bohdanova解釋烏克蘭親歐盟的示威者讀過相關事件的媒體報導後，愈來愈感到憂慮，因為記者們的報導簡化了行動重點。我們或會認為示威者都透過簡單、尖銳、宣傳性高的訊息去鼓動跟隨者。然而，Bohdanova指親歐盟的示威者常常都在一個古怪的位置，為一些細節及細微變化而奮鬥。他們向傳媒解釋這是一場「為尊嚴而進行的革命」，媒體卻把行動簡化成俄羅斯與歐盟間的一場戰鬥。

我的同事Sasha Costanza-Chock提出媒體是示威行動的基礎，事實上在公民媒體高峰會中聽到的故事，都好像支持這個說法。烏克蘭以至加沙的危機中，行動者都以英文發推文，去嘗試影響國際媒體對他們行動所作的演譯。社群媒體作為動員渠道之一，是對「科技」與「示威」間關係的常見演繹，但其實只解釋了一部分現象。對行動者及示威者而言，當人們走到街上，媒體的重要性，在於報導事件，記錄人權被侵犯的情況，及向世界講述行動的途徑。

危機回應是社群媒體運作的推動力

菲律賓一年平均要經歷多達20場颱風襲擊，超級颱風海燕就奪去了6,300人的性命。Isolde Amante及其他菲律賓同僚表示，公民媒體成為了災難的主要資訊來源，報業多是從社群媒體，而不是從電台或其他途徑了解到事件的情況。

很多故事證明了社群媒體幫助危機回應的能力－－例如海地地震後，開放式自由軟體Ushahidi幫助應對太子港的重建情況。現時這些情況多將社群媒體的貢獻描述成性附帶現象。菲律賓的交流卻令我們期盼社群媒體將會成為報告災難突發情況的先峰，並會帶領災難的協調和應對工作。

社群媒體，就是要靠邊站

這句話來自Phil Howard即將推出的著作《Pax Technica》。這個主張令我驚訝，因為它解釋了我們全球之聲的發展。我們一直以為全球之聲是一個記者式的計畫－－即使我們不太贊成要求記者絕對客觀的傳統論述，我們仍叫作者以中立、公平的角度去報導他們國家的網上對話。但我們不難發現，很多參與全球之聲的人本身就很熱心地進行某方面的倡議工作：例如網上言論自由、國際媒體如何詮釋他們的國家，又或是政治議題。

我漸漸發現「倡議新聞」平台，是對全球之聲的最佳形容－－平台推動世界的改變，報導為這些改變而奮鬥的人。Phil形容社群媒體就是靠邊站，我覺得這說法頗為正確。「靠邊站」並非直指政治方面－－像人們以社群媒體討論風災後的救援工作，是站在抵抗自然災害，站在災民利益的一方。你很難分辨你的朋友與跟隨者是在留意你本身，還是留意您想改變的議題，所以社群媒體本來就有倡議的成分。

對我來說，全球之聲高峰會是一個高興的時刻，是我們與老朋友再聚，也是認識新朋友的時刻。高峰會的內容讓我們作出很多反思，我十分期待兩年後，跟社友再聚，再繼續討論這些議題。

文章原載於 Ethan Z's blog的部落格 。

Ethan Zuckerman 在2004年聯合創辦全球之聲，當時他是哈佛大學Berkman互聯網與社會中心的一份子。他現任麻省理工大學公民媒體中心總監，並任教於麻省理工大學的媒體實驗室。2013年Ethan出版首本著作《 再連線：聯繫世代的數位都市 （”Rewire: Digital Cosmopolitans in the Age of Conn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