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吉斯-中亞記者們在愛與衝突中的庇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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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來自合作媒體EurasiaNet.org的報導,由來自吉爾吉斯的Zukhra Iakupbaeva所撰寫,Zukhra也是全球之聲的撰稿者。本文經同意後發表。

對於經常面對險惡環境的記者們而言,吉爾吉斯(Kyrgyzstan)相對來說已算是一個安全港了。在過去的幾年裡,來自中亞不同區域的記者們都在這裡駐紮了下來-通常是基於安全和職業發展的需求,也有些是基於個人的原因。

無國界記者(Th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所揭露的2016年新聞自由指數即清楚地向我們展示了上述情形。中亞對於訊息的自由流通以及獨立新聞並不友善,如土庫曼(Turkmenistan)和烏茲別克(Uzbekistan)等國,由於自由度極低,故都於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敬陪末座,甚至與北韓及伊索比亞並排。同時,塔吉克的新聞媒體長期以來亦遭受壓迫,而反抗行動自2015年底開始加劇,並且導致數十名記者選擇離開這個國家。

三名新聞工作者於中亞不同地區間的移動,清楚地呈現了吉爾吉斯首都比斯凱克(Bishkek)何以逐漸成為尋求創新及知識的自由人士的大本營。

Diana Rakhmanova是一位來自塔吉克(Tajikistan)的記者,她表示,她曾於2010年間至吉爾吉斯參加由德國廣播公司德國之聲組織(German broadcaster Deutsche Welle)所舉辦的三個月研習,而該研習課程完全顛覆了她對新聞的理解。

Rakhmanova在比斯凱克衆多咖啡館中的其中一個咖啡館中,一邊啜飲著咖啡、一邊向EurasiaNet.org說道:「讓我吃驚的是,連一般受過教育的人們對政治也感興趣,而且他們也可以從政府官員那裡獲取資訊。政府官員才是懼怕記者的角色,而且,那裡的社交網路應用也很活躍。」

研習課程中場休息的時候,Rakhmanova認識了一名當地的記者,該名記者給了她一個在比斯凱克的工作機會;因此,Rakhmanova在一年後又回到了比斯凱克。Rakhmanova說她也面臨了一些很艱難的適應問題-她說:「我當時完全記不住任何一個吉爾吉斯名字,也搞不清楚吉爾吉斯的議會派別。」

Rakhmanova的韃靼(Tatar)民族背景幫助她理解了部分的當地語言。「當我用俄語提問的時候,我能明白對方用吉爾吉斯語的回答。這是因爲我的韃靼語很好,我在塔吉克斯坦的家人都能流利地說韃靼語。」

有時候,區域的緊張局勢也造成了官僚上的麻煩。她表示:「有一次,因爲發生在吉爾吉斯與塔吉克邊界處的爭議區發生槍擊事件,使得我不能從塔吉克入境到吉爾吉斯。我同時也是俄國公民,所以在那次的事件中,俄國護照幫助我入了境。」

Rakhmanova說她沒有計劃要回到塔吉克。

她說道:「我不想再回到塔吉卡斯坦,原因是我不能再適應沒有自由言論的環境,並且我還有家庭在這裡,我有丈夫還有一個1歲大的兒子。」

對於其他記者而言,家庭及伴侶等因素通常會較職業上的考量優先。

現年28歲的Elyor Nematov是一名來自烏茲別克西南部城市布哈拉(Bukhara)的攝影記者,他說當他決定搬到吉爾吉斯首都比斯凱克時,他的朋友們都非常吃驚。他當時向朋友們的解釋是,他需要離他住在比斯凱克的未婚妻近一些,而到了比斯凱克之後,他才找到一份記錄片攝影師的工作。

Nematov說,在烏茲別克的時候,他的工作並沒有帶給他什麽困難,倒是他的巴哈教(Bahai)信仰為他惹了不少麻煩。

他說道:「當我還是學生時,只因爲我信仰巴哈教,警察就懷疑我是極端分子。在塔什幹(Tashkent),因爲當警察在進行反極端主義的特別行動時,他們認爲我在反抗他們,因此我被拘留15天。實際上,在拘留期間,他們在記錄我,而我曾請警方解釋拘留我的原因。」

Nematov對他住在什麽地方也不太計較了。他說:「我感覺不到國界,我雖然住在吉爾吉斯,但是我報導的是整個中亞。」

跟Rakhmanova一樣,Nematov也沒有馬上離開塔吉克斯坦的計劃。相反地,他目前的想法是在是比斯凱克設立一個記錄片的攝影新聞工作中心,而且這個中心將可以支援整個中亞,與他做相同工作的人們。

縱觀整個中亞地區,對獨立思考的記者及研究者們而言,條件最為嚴酷的是土庫曼。在那裡,敢於涉足獨立新聞的極少數人常遭受恐嚇,拘捕及人身攻擊

33歲的Olga於2001年間自土庫曼來到比斯凱克。她現在在一家比斯凱克的教育機構從事政治分析的工作,偶爾也會針對土庫曼的人權、教育及石油等議題撰寫評論文章。

Olga最早是以學生的身份來到吉爾吉斯的。要求於報導中僅揭露其筆名的Oleg告訴EurasiaNet.org:「在美國大學比什凱克中亞分校(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的第一年,我幾乎整年都待在圖書館裡。我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對我而言,這簡直就是一種享受。」

2000到2010間的幾年在是在土庫曼求學的黑暗時期。2005年2月,現已過世的時任總統Saparmurat Niyazov下令,因爲絕在部分的鄉村居民不識字,所有的地方級圖書館處皆處於無用狀態。基於上述原因,除了少數幾個大型圖書館及學生圖書館外,Niyazov下令關閉了國內幾乎所有的圖書館。

該事件加上其它的政策使得土庫曼為國際所孤立,也使得Oleg認識到她在本國的選擇十分有限。Oleg說道:「我繼續留在吉爾吉斯是因爲在土庫曼我很難找到一份工作(如果要跟我的的資歷相關的話)。」她也表示,因為不會講土庫曼語,她也受到了許多限制。「石油及天然氣公司在當時蓬勃發展,也可能是當時最有前景的選擇,但是我想找社會發展領域的工作。」

當被問及是否有計劃回到土庫曼時,Olga表示她傾向不去想這個問題,而是將更多的關注投入於在未來的學習發展及她6歲的兒子身上。在吉爾吉斯的經歷讓她體驗了自由,並使她很難再去接受土庫曼境內蔓延開來的壓迫。

爲了強調土庫曼環境的危險性,Olga回憶起2005年間,當吉爾吉斯的革命展開時,她還是美國大學中亞分校的一名學生。當時,她的父母接到了安全機構的一通電話。她說道:「他們(國安人員)想知道我是否有參與革命。」

校對:Fa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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