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 來自 21 六月 2007
專訪瑞典部落客－Jonathan Lundqvist眼中的伊朗
瑞典籍的部落客 Jonathan Lundqvist最近造訪伊朗，並在他的部落格上和我們分享了此行的經驗。藉由閱讀他部落格上的文章，我們發現了許多關於伊朗有趣的事，像是西方的雜誌在伊朗如何受到審查： 問：請跟我們談談你有關伊朗的論文及此次伊朗之行 答：我到伊朗進行我的碩士論文，研究伊朗的部落格。這個計劃是由推廣民主的瑞典國際合作研究機構所資助。我在伊朗待了六個星期左右。 簡單的說，這篇論文(今年秋天，經過同儕審查後將發表)是關於伊朗的部落格是否、以及如何協助伊朗邁向民主。首先，我藉由重新定義一般認為的政治活動概念，調整它以適用於伊朗的現況。其次是將這個概念和西方的民主化理論做連結。 我訪問了12位部落客，談到他們參與部落格圈這樣一個公共領域的動機－有些訪談以英文進行，有些則經由翻譯以波斯語進行。 問：現實的伊朗和從媒體報導而來的形象之間有什麼不同嗎？ 答：有很大的不同！雖然伊朗在地理上很接近歐洲，但媒體所描繪的伊朗，是一個完全異於現實的世界。主流媒體依照簡化、易於入口的好人／壞人二分法，盡其所能的將伊朗極端化。我們都知道 — 這不是真實的伊朗，但當你到了伊朗，你會知道這種訊息充斥在媒體之中。我發現當地人對西方文化感興趣，也以開放的心態對待。這和西方媒體所呈現的簡化形象非常的不同。是的，他們有官方的反美壁畫。但在此同時，年輕人也穿著印有美國國旗的上衣。 另一個有趣的觀點，是很多伊朗人收看西方的衛星頻道電視節目，並且很清楚的知道他們是如何被描繪的。他們無法辨認出(譯註：西方媒體描繪的)自己。在我訪談的人之中，最常發生的事之一，就是告訴我：「回到瑞典，請告訴他們真實的伊朗，告訴他們真實的伊朗是如何！」 和世界各地一樣，我相信伊朗是有狂熱份子。但我所談話的對象之中 — 某些在商店裡短暫碰到，某些在博物館或是一起喝茶或咖啡 — 都不是拿著槍瘋狂的真主黨(Hezbollahs)人。這才是真實的伊朗。也許有些原因讓人害怕伊朗政府，但不要害怕伊朗人民。 問:談談你在伊朗網咖的經驗？人們怎樣對付網路過濾機制？ 答：網咖是和人們接觸的好地方，我在花了好些時間待在那裡。我感覺到大部份的人知道逃避過濾機制的方式。很多人對網路代理以及更安全的網際網路匿名通信系統 (Tor onion router)（譯註：之所以稱為 onion/洋蔥 routing，乃是因為這個結構類似洋蔥，使用者只能看到表皮，但是要一窺核心，就得一層又一層的撥開。）感到興趣。部落客之間最大的恐懼，是被當局(通常是非常獨斷地)加進過濾名單中，因而被有效地摒除在讀者的擁抱之外。 所以，就某方面來說，因為大部份人知道當他們想要存取某些特定的網站時，該如何逃避過濾機制，所以過濾審查的機制對那些想要說些什麼的人而言，衝擊大於那些只想要聽的人。 有趣的是，我發現德黑蘭某些圖書館的電腦網路，並沒有受到過濾審查的機制的影響。我不敢在這些電腦上確認能否進入某些網站（很明顯，在此我指的不是色情網站），但圖書館的電腦可以進入那些通常被濾掉的政治部落格。顯然我不能真的去問圖書館員，看是因為技術上的疏失，或是刻意不加以過濾。那天真的引起了我的好奇。 問：你在部落格上發表了關於伊朗有趣的照片以及關於你此次的伊朗之行。你的讀者反應為何？ 答：首先讓我說明，當我在伊朗時，必須很謹慎的處理照片和文字。我不是沒有聽說，當局對外國人在伊朗摸索他們認為「他們份內的事」而感到不悅。所以，為了保護我自己，更重要的是保護我的受訪者，我的策略是離(官方的)雷達範圍越遠越好。確保安全比遺憾來的更適當。這意謂者二件事，不要寫部落格（我甚至移除了我在前往伊朗之前寫的相關文章），盡量少照像（Jahanbagloo博士在我到達之後的幾天遭到逮捕，有謠言指出會有更多的逮捕行動。）（譯註：Dr. Jahanbagloo是知名的加拿大藉伊朗學者，他在2006年5月8號時被德黑蘭當局證實以和外國君國主義支持者連繫而遭到逮捕）。 但我還是像觀光客似的用數位相機隨手拍下了一些照片。有些我拍的照片真的呈現了一般伊朗人如何使用部落格這個公共領域還擊(政府)。有個例子是在德黑蘭的牆上有個1公尺高的文字塗鴨，寫著一個部落格的網址。我懷疑這些字不會留在那兒太久，但仍展示出 – 我所相信的 – 部落格能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問：你是否有機會偶然的和一些能說英文的伊朗年輕部落格有過對談？對話中有什麼有趣的可以和我們分享的嗎？ 答：是的，我遇到了一些很棒的人，他們盡其所能的讓我像在家裡一樣感到自在。他們的好客和好奇心看起來永無止盡。一旦和他們越是親近，你會發現到這些人被迫生活在雙重人格之下。表面上，一切都很好。但再靠近一點，每個人都有話要對政府說。當你從人行道上，轉入自在的私人空間時，「不恰當」的笑話和俏皮話是很普遍的。大部份的人對伊朗政府的外交政策所帶來的後果，感到深深的恐懼。我的研究裡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我很少遇到有人敢明確地說他們不怕經營部落格。 伊朗社會本身也與我所期待的相當不同。比方說，在我出發前往伊朗前，有些人告訴我應該放棄找女性受訪者這個念頭。但事實上這一點問題也沒有。我發現男女之間相處非常容易。在到達之後的幾天，我身處在北德黑蘭一家餐廳裡隱密的房間裡，為一個女孩慶祝25歲生日! 研究結束時，我訪問到的女性受訪者和男性一樣多。這是件讓我很高興的事，因為女性參與政治是一個有趣的切入研究角度。 然而，每個人夢想著離開到另一個國家。 問：你想為你此行加上一點經驗、紀念品或是想法嗎？ 答：也許這是我所期待的，但我還是想要強調網路的偉大！全球化不是一個簡單的話題，它需要很長篇幅的討論。但網路無國界是很清楚的－它是一個奇妙的工具，讓世界各地的人們聚在一起。我不是純然從學術的角度來說，而是從個人的觀點來談。我深信人們可以靠近彼此，跨越看似巨大的地理和文化差異。我希望我們可以繞過傳統媒體，直接接近消息來源－別等著你的當地報紙編輯告訴你伊朗人心裡想些什麼；讀伊朗人的部落格。不要等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的紀錄片告訴你伊朗第二大城馬什哈德（Mashhad）的生活，自己到 Flickr 去瞧瞧。 作者：Farid Pouya 校對：PipperL
台灣：移駐勞工的自我表述－－《Voyage 15840》攝影集
Voyage，旅程；15840，是台灣法定的最低工資，但大多數離鄉背井的移工們，卻常常是多方扣款下的「最高工資」。以這場15840的旅程為名，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集結19位移工的攝影作品，出版了這本攝影集，讓以往缺乏發聲管道的移工們，透過鏡頭詮釋自己所見的台灣社會。 6月3日的發表會上，除了各團體友情贊助的歌舞表演外，移工攝影師們也一個個上台發表感言。在家鄉已有藝術基礎的Grace說，她很高興有 機會向他 人表達自己的感受；身為唯一男性的Gonzalez，先納悶喜歡攝影的男性怎麼那麼少，接著充滿驕傲的說：「攝影很棒！回家鄉後我也會把這本書拿給我的家 人和朋友看！」 影像出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弱勢者的自我表述 在台灣，因為文化差異和語言隔閡，一般人對移工總是有很差的刻板印象：黑黑髒髒、吵雜、成群結隊，甚至被認為是來搶台灣勞工飯碗。而在媒體中，移工通常都出現在社會新聞，不是很可憐就是很可惡。TIWA總幹事、攝影工作坊的召集人吳靜如批評：「過去高雄捷運泰勞抗暴、越傭阿梅砍傷雇主等事件發生時，除了事件本身，沒有人去問移工：為什麼發生這些事、他們在想什麼？」 靜如表示，「凝視驛鄉」便是希望將詮釋權還給移工，讓這些為台灣各大重要建設付出勞力、甚至生命，卻總是被主流媒體和社會大眾忽視的勞動者們，透過攝影，正視自己的想法與感受，並讓移工和台灣人民「互相看見」。在廣播節目「Watch Media」中，主持人benla訪問靜如時說：「當移工被拍攝時，我們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但當他手拿相機，也許就是想告訴我們什麼…」 在兩次各為期半年的工作坊裡，除了攝影之外，彼此對作品的討論，也是非常重要的環節；然而，在受壓抑的工作及生活條件下，移工們已經習慣「不要說話」。工作坊苦力群之一的小江表示，在課程中，學員對基礎的攝影技術很快就能上手，美學構圖也是各憑本事；但最具挑戰的，是如何讓移工們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感受： 影像也好文字也罷，一次又一次我們問學員：你想要說的是什麼？你希望如何表達？ … 幾次課上下來我才慢慢悟到，長時間處於以達到他人要求為行為準則狀態下的人，要舒坦在在的說出：「我看到」、「我覺得」或「我認為」、「我想要」竟不是理所當然。 而透過自我凝視和互相討論，攝影師們逐漸展顯了勇氣，靜如說，不只面對自己的情緒需要勇氣，面對被拍攝者，更需要勇氣；一開始攝影師們總是遠遠地拍 攝，到後 來敢於跟被拍攝者講話，短短時間內有了非常大的躍進。如Vangie便拍攝了賣冰淇淋的阿伯，原本害怕警察的Ellen也鼓起勇氣去拍了警車。 靜如也強調，每一位移工皆具有不同的身份，她們不只是勞動者，也是母親、妻子，更是支撐母國經濟的英雄；她們的心靈，被沈重的社會擠壓得單薄，但討論和聆聽的過程，重新帶出了她們身為一個「完整的人」的各個面向。 衝擊與感動 以往甚少接觸移工議題的akiyama說，她因「凝視驛鄉」的宣傳海報而被吸引，並分享她在實際參觀攝影展之後，受到的衝擊與反省： 自己在乘車時，身旁若是坐了一位菲律賓、泰國，還是其他東南亞國家來的移工，是不是總是特別提高了警覺，或是感到莫名的不悅？ 若換成是一位歐美地區人士或是日本人的話，是不是就不會有前述的感覺？反而能夠有著像平常搭車時一樣的平穩心情，即使在你隔壁的那個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本性是個傲慢的混帳？ 不是這樣嗎？ 難道不是這樣嗎？！ 文化評論者郭力昕在攝影集的序文＜她們必須表述自己！＞中表示，許多移工來到台灣，工作及生活條件普遍不佳、甚至惡劣，但作品中卻不曾見到她們埋怨，僅以平靜的語調陳述心情和遭遇，甚至知足地面對。郭力昕說，「做為觀者的我們，在這些簡單的畫面與事實裡，只有感到更多的歉咎與心痛。」 而對於攝影者敏銳的社會觀察，郭力昕感到十分驚豔：她們能在辛苦工作的同時，看到本地人的辛勞（如假日仍需工作的電工和檳榔西施），在〈星期天的掃把〉及〈一百元與菲律賓國旗〉中，使用了符號隱喻及諷刺，讓我們這些受過訓練的知識份子，感到汗顏： Ma. Belen Batabat一系列的台灣社會景觀，從捷運站裡的紅衫軍、BBrother的街頭政治塗鴉、癌症患者的化療室，到西門町穿著西服外套、和善而尊嚴地賣鞋 帶的老人，更是令人佩服的作品；其細膩準確的社會觀察能力，和對人的敏銳觸感，可以讓許多在大學校園裡生活貧血而致「缺乏題材」的攝影學生，感到汗顏。 家裏有位來自印尼的「妹妹」，身為記者的壞嘴巴對於移工有著十足的同理心，每次採訪移工的新聞時，總會投入特別多的感情，「因為想到她們的心酸，我就會不禁眼眶泛紅…」而壞嘴巴在採訪了移工攝影師Ellen之後，讓她覺得透過相機，讓平凡的生活開始有了不同的風景，更滋生了在內的改變： 另一位接受我採訪的Ellen小姐，她說，因為拍照，她開始覺得眼睛看的異鄉，有了不一樣的意義，也有了不一樣的感情； 而最重要的是，拍照的感覺，讓她覺得擁有了自由…「I have the freedom to express my feeling. I have the freedom to fight for my rights…」 從她們的照片，我們看見了她們眼中的凝視，也看到了她們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