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八日是1944年克里米亞韃靼人 [1]遭流放 [2]被迫離開家鄉克里米亞 [3]的六十五週年紀念日，在土耳其語中稱為Sürgün。
J. Otto Pohl的文章 [4]講述了此流放事件的歷史，以下節錄自他的文章：
1944年五月十八日前蘇聯內務部隊（NKVD）開始組織性地集合克里米亞韃靼人，逼迫他們遠離世世代代的家園，流放到烏茲別克 和烏拉山區。當天清晨，NKVD的武裝部隊敲響每一戶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家門，並告知他們將被驅逐。官方虛假聲稱克里米亞半島韃靼人背叛蘇聯，與納粹佔領軍 合作，所以強迫這一群老幼婦孺、赤軍退伍軍人、甚至共產黨黨員遷離。[…]
在行動的第一天，蘇聯公安機關引領90,000人到達車站，其中的48,400人便開始了他們向東的流亡生活（Bugai, doc. 11, p. 138）。第二天被送到火車站的克里米亞韃靼人人數增加至165,515人，有136,412人塞滿了梯隊管制的火車車廂，前往烏茲別克（Bugai, doc. 12, p. 138）。NKVD在1944年五月二十日完成整個行動。根據他們所述，總共把180,014的克里米亞韃靼人裝進了67個梯隊管制的火車車廂，而有 173,287人已經在前往新居住地的路上（Bugai, doc. 13, pp. 138-139）。 在同一天，NKVD也宣佈調動11,000名克里米亞韃靼人的男性進行強迫勞動，因此使從克里米亞驅逐的克里米亞韃靼人數達到191,014人 （Ibid.）。共有23,000名NKVD的軍人、官員和內務軍以及NKVD-NKGB（人民國家安全委員部）的負責人員參與了此次流放行動 （Bugai, doc. 21, p. 144）。NKVD僅僅於三天內就流放完本地居民，完成了克里米亞的族群清洗。[…]
My Simferopol Home的Maria Sonevytsky發表了五月十八日在辛菲羅波爾（Simferopol） [5]舉行的紀念活動照片 [6]，並描述已經回到烏克蘭居住的克里米亞韃靼人目前遇到的困境，和他們的想法：
上週我和我收留的克里米亞韃靼人Ayder共進晚餐，他是位從對抗蘇聯的人權戰役淡出的昔日鬥士，他使用「種族滅絕」這個詞來形 容烏克蘭當局對克里米亞韃靼人置之不理的態度。他描述了在過去二十年內，軍事組織對克里米亞韃靼人的事業和家庭的攻擊、對身為當地原生少數族群的他們沒有 實施足夠的保護、在政府的態度下這群伊斯蘭教的少數族群即使沒有任何激進主義依然動輒得咎、甚至不允許他們在土地上建立清真寺等種種不合理待遇。以我個人 審慎的學術思考方式來看，我表示「種族滅絕」這個詞也許太強烈了，使用這個詞過於輕率，如同烏克蘭政府對克里米亞韃靼人不負責任的態度一樣。克里米亞韃靼 人是克里米亞的先住民，若真有「種族滅絕」，應該是組織性地摧毀一個完整的種族，遠比目前烏克蘭政府不聞不問的行為更加卑劣。他堅持道：「不是的，我們正 在經歷的是更精細隱晦的種族滅絕形式，一樣令人無法諒解。克里米亞韃靼人會因為受到種種限制，窒息而滅絕。」 […]
Maria對要改善情況必須做出的改變，在以下篇章表達了她的看法：
[…] 烏克蘭多種族的情況應該是立國理念，而不是僵化、陳腐的容忍。烏克蘭必須尋求當地其多樣少數族群的認同與尊重。政府應該立法因應克里米亞韃靼人事件，通過 法案保障這群長期以來居住於克里米亞半島卻飽受威脅的人們的權益，包括土地所有權、接受母語教育、停止宗教歧視、最後是在烏克蘭境內的自治權。
前幾個禮拜的復活節假期時，我和一位Hutsul [7]族的音樂家聊天。我們坐在歷史悠久的窩瓦河畔，他播放一些舊的錄音帶給我聽並告訴我他家族的流放故事；他的家人在戰爭期間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1970年代結束前都禁止他們在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Ivano-Frankivsk） [8]州 重建家園。他逐步去了解二十世紀期間克里米亞韃靼人各種非暴力抗爭行動、他們在2004年對橙色革命的強烈支持、以及他們每年在Taras Shevchenko誕生日的慶祝活動。他還向我詢問是否有一位克里米亞韃靼小提琴家的唱片，希望能透過唱片學會演奏一些傳統音樂。我問他為什麼想學，他 回答說：「為了表示我的敬意，就像他們在音樂中對我們表達出來的一樣。」在恐懼的國度，幸好還有尊敬。在敵意蟄伏的所在，幸好還有想了解對方的決心。在民 智未開的地方，幸好還有教育。[…]
校對：Soup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