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Rae Ellen Bichell 為 The World 所撰寫的本文和廣播報導最初於 2015 年四月十五日於 PRI.org 上發表,並根據內容分享協議轉載於此。
若想見見芬蘭 Kerava 監獄的受刑人,只要沿著綠蔭小徑向下走,推開溫室的門。
「在這兒相當輕鬆」因走私毒品入獄的 Hannu Kallio 說,「我們有兔子。」
這座監獄中的七十名受刑人每天都到這個溫室工作,今天他們將幼苗裝盆,準備迎接春季大拍賣。是的,這裡有一欄兔子可以跟牠們玩,以及綿羊。
可是這裡沒有門、鎖或獄卒 ── 這是一座開放式的監獄。Kerava 開放式監獄的所有受刑人均經過申請進入,他們的工資大約每小時八美元,擁有手機,可在市鎮中採買生活用品,每幾個月還有三天假期。他們需要付房租給監獄,若他們選擇在鎮上的大學唸書而不工作則會得到補助。有時也會在監督之下參加露營和釣魚活動。
受刑人知道要逃走並不困難。「你想走可以走」Kallio 說,「但是你跑掉的話就會被送回監獄,這裡比較好吧。」
芬蘭自 1930 年代起便有開放式監獄,當時比較類似隔離勞動營。現在這裡讓受刑人在刑期最後階段作回歸正常生活的準備。
「我們並不想把人關一輩子,」赫爾辛基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所長 Tapio Lappi-Seppälä 說,「這樣的話我們應該確保讓他們有恢復正常生活的可能。」
然而過去的情況並非此,數十年前芬蘭的監禁率是歐洲最高之一。 在 1960 年代北歐各國的研究者開始調查多重程度的懲罰才能真正減少犯罪?結論是:「多重的懲罰都不能減少犯罪。」
「這是第一次有批判性研究告訴你徒刑並沒有用。」Lappi-Seppälä 說。
接下來的三十年間,芬蘭一點一點的重新制定刑罰政策。這段「去懲戒」期之後芬蘭監禁率已是歐洲最低的之一。Lappi-Seppälä 表示犯罪並未因此增加。
「芬蘭的例子告訴我們,將監禁率降低三分之二是完全有希望的」他說,「而且並不會影響芬蘭的犯罪發展趨勢。」
能夠產生效果的是漸進式引導受刑人回歸正常生活,如開放式監獄提供的環境。約三分之一芬蘭的受刑人住在開放式監獄中,而刑事制裁中心表示經過這一段開放式監獄生活的受刑人二度被捕的機會較低,再犯率降低了幾乎百分之廿。
開放式監獄也比較便宜。芬蘭刑事制裁中心主任 Esa Vesterbacka 表示,去除了額外的安全系統和人力 ── 以及提供基本上是宿舍式的居所 ── 每個受刑人消耗的成本下降了幾乎三分之一。 Vesterbacka 表示這雖然不是採用開放式監獄的主要原因,「但現在能省錢總是好事。」
甚至在赫爾辛基的熱門觀光景點芬蘭堡也有一座開放式監獄。這座島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每逢夏天遊客雲集,而住家、博物館與監獄的分隔,僅有一道黃色柵欄。
「你不會注意到自己正穿過一座開放式監獄。」Lappi-Seppälä 說,「大家不會去想到這點,我想即使美國遊客也不會感到害怕。」
當地居民看來也同意。當我詢問 Kerava 和芬蘭堡開放式監獄附近的居民,是否對於和罪犯在同一市鎮生活感到憂慮,許多人似乎有些困惑,有些人說這些受刑人修復歷史遺跡、清理公共空間,改善了社區。
我們忍不住好奇這樣的系統在其他國家能運作的如何 ── 特別是美國這個全世界監禁了最多人的國家。天普大學專長研究大量監禁和監獄人口的歷史系教授 Heather Thompson 表示很難說,因為美國還沒有這方面的討論。
「我們才剛開始認識到我們監禁了太多人。我們還沒開始討論監禁的現實狀況,應該要知道人們在監獄中真正的體驗是什麼,好讓他們以完整的人重返社會。」
我和 Kerava 開放式監獄的 Hannu Kallio 談話時,他正要搬回家中和妻女及一隻傑克羅素梗犬一起度過最後幾個月的刑期,同時在資源回收中心工作。
另一名不願透漏姓氏的受刑人 Juha 的第一個孩子即將出生。他被判處無期徒刑,但在芬蘭大部分無期徒刑都會被減低到十至十五年。「這是件大事」Juha 說,「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出去,基本上他將由孩子的媽撫養。」
Juha 不確定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和他的新家人團聚,但是他知道總有一天能如願以償,這點對一個最初在最高級戒備監獄服無期徒刑的人來說很重要。
2 則留言
其實我覺得還是蠻可怕的,我想到「縱囚論」
芬蘭應該不會像中國那麼愛使用心機,古代並沒有讓犯人要能夠回歸與適應社會的概念,所以只是政治的權謀。
裡面也說了,如果逃走,反而會回到監獄;顯示他們有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