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的「新大學」學生佔領行動

本文內容由記者兼攝影師Roberto Pizzato ^[2]與Nicola Zolin ^[1]提供。

學生起身抗爭並佔領大學建物的行動在歐洲風起雲湧。在2015年3月25日這天，阿姆斯特丹的「新大學 ^[3]行動」（Nieuwe Universiteit）已佔領Maagdenhuis大樓 ^[4]達一個月之久。被佔領的Maagdenhuis是阿姆斯特丹大學的行政大樓，位於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Spui。

直到於4月11日遭鎮暴警察驅逐 ^[5]前，一群學生佔領了該棟大樓，規劃了一系列的演講、研討會和發表會，並獲得當地和國際知識份子的支持。學生的訴求是直接民主、參與大學管理、停止財務削減並遏止大學逐步公司化。

在歐洲風起雲湧的大學生抗爭行動，證明了當代最大的危機之一：知識危機。當知識變得不容質疑、無可爭辯時，人們將和他們生活的世界脫節、無意貢獻社會。

教育是人類開向世界的一扇窗，應該要引發好奇心，人們在展望他們理想中的生活世界時，教育使他們有夢想、有創造力且受到啟發。然而，當大學被迫反映目前的經濟結構與高度官僚化的財務體制，就很難進行真誠的對話並面對批判性的衝突，也很難在人類歷史當下的這個階段，對挑戰性的敘述和非主流看法進行智慧的探索。在這黯淡的環境背景下，因現實觀點而覺醒，並受到清新理想所啟發的學生群體，就以佔領大學建築物作為回應。

阿姆斯特丹大學宣布將進行改革，「新大學行動」的教授和學生則在2月13日佔領了Bungehuis大樓 ^[6]作為回應。師生在和董事會的協商破局後，拒絕撤出大樓，而遭警察驅逐 ^[7]。當晚有一群學生硬闖 Maagdenhuis，佔領阿姆斯特丹大學的主要行政大樓直至4月11日。

佔領行動的訴求是直接民主及自主管理。在一本題為＜對比＞的小冊中，「新大學行動」的師生聲明他們「終於擺脫了一種後現代犬儒主義」。換句話說，年輕一輩因內心深處的無力感而日益冷漠，而學生選擇用這次的佔領行動來回應了此一情況。「這個系統的邏輯思維是製造無能、也感覺自己無能、並同意自己無能的人們。」法國哲學家Jacques Rancière在此次佔領行動中發表上述言論。

在佔領Maagdenhuis的第一個月內，「新大學行動」主持了多場研討會、播放劇情片和紀錄片、舉辦音樂會。每天還有演講，講者包含教授和知識分子，像是美國社運人士David Graeber ^[8]，David是「佔領行動」的其中一位領袖 ^[9]。

在這幾週期間，「解放」（liberation）一詞常常取代「佔領」（occupation)。在＜麻煩精＞這本小冊中，一位行動成員承認他們對未來沒有明確規劃。他表示「反對絕不會是最後階段」，有創造力的自由才能夠撐到最後，「驅使我們落實仍然粗略、主觀而分歧的理想」。

學生Michiel在佔領Maagdenhuis行動開始後加入，他表示：「我們不只是佔領這個地方。當新的佔領行動在其他地方展開，我們開始有一家人的感覺」。

3月18日佔領倫敦政經學院行 ^[10]政大樓的新聞鼓舞了阿姆斯特丹的學生。就如倫敦政經學院佔領代表所言：「佔領的力量在於創造骨牌效應：這只是開端」。

加拿大學生在幾個禮拜以前，就開始在約克大學和多倫多大學 ^[11]示威，表達對資源分配不足不均、無法聘任教師和教學助理的失望。

在佔領期間，阿姆斯特丹的學生認為一定會有人傾聽其呼求 ^[12]。Joyce Pijnenburg曾就讀阿姆斯特丹大學，她譴責學術界已經廢了，因此不想待在學術界。她表示：「我們的訴求之一，就是禁止把原本用於研究教學的經費拿去炒房地產。」

Michele Mugia是阿姆斯特丹大學哲學系學生兼社運人士，他回想道：「1969年，政府傾聽學生的要求，透過立法改變了大學的管理方式。」在佔領行動的該月，Mugia是活動和會議的主要策劃人，他很驕傲地宣布「在此的每個人都相信自己同時寫下了歷史和未來」。

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教授Bertie Kaal對「新大學行動」的奮鬥予以支持，Kaaal回想當年：「1969年佔領行動的成果在幾十年後消亡殆盡，先求整體再看細節的體制已經慢慢變成由上而下的支配」。Kaal 表示，多數老師現在都很怕示威活動，深恐飯碗不保。「我很高興見到學生因為教授畏首畏尾，而自行發起示威。」

「新大學行動」的學生團結一致，毫無所懼。Michiel表示：「其他運動和政黨都受到我們的鼓舞，而『起身行動落實自己捍衛的價值』的信念也啟發了他們。這也是我們在這裡所見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