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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或學業?巴拉圭大學生媽媽的漫漫上學路

25 歲的克莉絲汀娜‧摩雷諾‧雷擔任商場販售人員,同時正攻讀心理學學位,包含周末時間她都必須離開家裡。影像為 Juan Carlos Meza 所攝,經取得同意後使用。

接下來的報導轉自全球之聲合作夥伴 Kurtural 的#女人國 ( # CountryLasMujeres)系列專題。

克拉拉‧吉彥(Clara Guillén)曾經被法律系拒之於門外,只因為她帶她的小女兒到學校上課。亞松森國立大學(Universidad Nacional de Asunción, UNA)的教授孔塞普席翁‧桑切斯(Concepción Sanchez)在事發當日向她表示:「等妳不用帶小孩的時候再來上課吧」。2016 年五月,就讀同一所學校的貝妲妮亞‧路易斯‧蒂亞斯(Bethania Ruiz Díaz)也經歷了同樣的遭遇-原因是同年二月時,她曾帶著她幾個月大的孩子至課堂上課。教師瑪麗亞‧德‧瑪‧貝雷伊拉( Maria del Mar Pereira將她趕出課堂:「這裡不是幼兒園,而是大學」,並表示她應該將孩子託給他人照顧。貝妲妮亞表示:「(事發當下)我根本無法回答,因為我嚇壞了。我感覺到無力與被輕視。」儘管事件公開之後,這些教師們已被撤職,克拉拉與貝妲妮亞-如同多數想要上學的大學生媽媽-仍然每天必須面對這個與歧視母親的制度。

兩個年輕媽媽的遭遇使得該學院學生中心(Centro de Estudiantes, EC)推動學校托育中心的設立,然而提案未能順利通過。根據學生中心成員亞歷山卓‧庫普曼(Alejandro Koopmann)表示,該提案在總統歐拉西歐‧卡提斯(Horacio Cartes)否決必要預算的擴張時,已連同所有 2017 年度剩餘的預算計劃一併遭到剔除。

僅管拉丁美洲有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勞動市場,她們所面臨的處境仍然未曾改變:傳統上分配予女性的子女照護與家庭勞動的角色仍被視為其職責。即使這些任務不落在母親身上,仍是祖母、阿姨抑或是姊妹所需承擔的「無給勞動」。根據統計問卷調查中心(Dirección General de Estadísticas, Encuestas y Censos, DGEEC)針對時間分配所做的問卷指出,巴拉圭女性將其超過一半的時間貢獻給家庭勞動-時數遠遠超過男性的兩倍、花在家庭勞動的時間甚至超過將近四倍,這樣的男女差距遠甚於阿根廷與烏拉圭等鄰近國家。

身為作家與女權主義者的席薇亞‧菲德里西(Silvia Federici)於訪談中對此現象表示:「工作能夠給薪、進而(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女性的期望仍未實現,現在的女性擁有兩倍勞動,並擁有更少的時間-比方說-來爭取、參與社會或政治活動。」這樣的現象被稱作「雙重勞動」,女性們在工作及學業之餘,還須進行家務勞動、以及照顧自己的孩子、姪子、孫子們。

25 歲的克莉絲汀娜‧摩雷諾‧雷(Cristina Moreno Re)是 UNA 心理系四年級學生,擔任商場銷售人員,也是五歲幼兒賈斯伯(Gaspar)的媽媽。她表示:「照顧孩子是件累人的事,消耗了許多精力」,但在她同事的眼裡「我們女人不能對照顧自己的孩子感到疲倦」。克莉絲汀娜平均每週工作 42 小時,因此照料賈斯伯的時間表變得複雜,她必須和已分居的先生-賈斯伯的父親共同分配時間,然而主要還是仰賴奶奶和外婆照顧。克莉絲汀娜覺得自己運氣很好,從賈斯伯上了幼稚園之後,她的家庭時間表就改善了,至少她可以每天陪伴他到學校。這種狀況在巴拉圭算是非常幸運,全國僅有十分之三的孩子能夠上幼稚園

克莉絲汀娜希望賈斯伯上了幼稚園之後,她也能完成她的學業,然而 UNA 哲學院沒有提供給大學生媽媽的替代方案。該學院學生會副會長哈斯敏‧可隆內爾(Jazmin Colonel)說道:「教授們基本上都會允許孩子們進到教室裡。每年我們都會要求設置托育中心,只是上頭總是宣稱沒有預算。」雖然並無數據指出有多少學生因為育兒放棄學業,然而,她表示有許多人為了扮演好母親的角色,而做出這樣的決定。

對於私立學校的大學生媽媽來說,處境並無不同。克莉絲汀娜現年 24 歲的妹妹羅米娜‧摩雷諾‧雷(Romina Moreno Re)在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dad Colombia)攻讀獸醫學位,並為了生產,在通過一門考試以後忍痛放棄參加其它考試-為了女兒艾莉西亞(Alicia),她失去了參加其他考試的權利。她指出:「他們(學校上級)說,我太晚提出申請了。」如同姐姐克莉絲汀娜,羅米娜也仰賴媽媽照顧自己 1 歲 8 個月大的女兒。她解釋道:「我母親從事銷售的工作〔…〕如果她或我姊姊無法替我照顧小孩,我先生就會照顧。他會照顧女兒,只是不會像我全天花 20 小時在照料她。」在巴拉圭,男性與女性之間所花的時間差距也反映在申請產假與育嬰假的長度,母親得以申請 18 周的假期,而父親只有 2 周。

曾經,羅米娜的工作是籌辦社會活動,而現在她專注在學業上,母親一職已經改變了她的人生觀,她說:「他們(朋友)不會再找妳出去玩,或是他們會要妳把小孩一起帶去。要是妳一個人赴約,他們還會問妳將小孩託給誰照顧。這些都是男人不會被問到的問題。再打個比方,要是我想抽菸,只要我小孩在我身邊,我就無法這麼做。」

若接受學前教育的比例低落,0 至 4 歲的公共托育服務所能提供的幫助則非常有限,甚至幾乎不算存在。兒童中心(Secretaría de la Niñez)表示它們沒有這方面的數據。而在 UNA 法學院事件發生以後,國會議員烏戈‧魯賓(Hugo Rubin)即提出議案,希望提撥在公私立高等教育學校增設幼稚園的經費。然而該議案自 2016 年 12 月提出以後,仍然在等待巴拉圭的五個議事委員會通過。

社會學家卡麗娜‧巴蒂亞妮表示,由於「托兒服務尚未成為一項社會權利」,最大的困難在於女性的收入不高,因此無法接受托兒服務,她們必須在工作與學業間做抉擇–就像貝妲妮亞,抑或是像克莉絲汀娜、羅米娜姊妹一樣依賴家中女性幫忙,形成一條由母親、妯娌、婆婆組成的「育兒鏈」。

校對:Fa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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