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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來自敘利亞東部圍城「烏塔」的護理師:「有人知道我們的存在、我們在這個地下室裡活著嗎?」

在位於東烏塔的哈賴斯塔躲避轟炸的孩童們。圖片來源:大馬士革媒體中心 Mohammed Rabee,經取得同意後使用。

本文為貝林(Bereen Hassoun)之口述,她是一名母親、同時也是護理人員,目前受困於敘透亞東部的烏塔(Ghouta)地區。烏塔為敘利亞反抗軍在大馬士革首都圈的最後一個重要據點,自2013年底以來即受到敘利亞政府及其盟軍的包圍,在雙方對峙之下,該地長期以來皆飽受轟炸。

光是2018年2月6日至8日短短三天,(烏塔)就有超過120人喪命,而2月19日一天之內的死亡人數更是超過110人。估計資料指出,在過去三個月間約計有1,000名平民遭到殺害,民生設備受到戰火影響而遭嚴重破壞,共有四座醫院在2月19日遭到炸彈攻擊。

一名東烏塔的醫生對《衛報》記者Kareem Shaheen表示:「我們正面對著21世紀的屠殺。如果九○年代的屠殺是斯雷布雷尼察、八○年代的屠殺是哈拉布加(Halabja)與薩布拉-夏蒂拉(Sabra and Shatila,又譯作「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那麼烏塔就是本世紀正在發生的大屠殺。

以下內容來自貝林之口述,並由全球之聲的Marcell Shehwaro進行整理、抄寫:

炸彈攻擊大約在一個月以前開始變得猛烈,因此我和家人們躲進了哈賴斯塔(Harasta)的避難所中。那個避難所是一個開放的地下室、沒有任何隔間,大約有50個家庭在那裡避難,包括大約170名婦女及兒童,所有人都既害怕又飢餓。

窗戶的玻璃因為密集的炮轟而破裂,寒氣無情地刺進我們的骨頭裡,而且不論我們多努力,仍完全無法讓自己暖和起來。這樣的寒冷已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即使當我穿了五件毛衣、三件褲子,和我兒子躲在罩子裡,我還是覺得冷。我三歲的兒子胡薩姆(Husam)一直在我耳邊說:「我好冷,我好冷」,這讓我的心變得更冷。

這裡的水非常髒,而我並沒有可以讓兒子使用的尿布--一片尿布要價300敘利亞鎊(約計美金50分);因此,我拿一個塑膠袋包住一件衣服作為替代品,那個塑膠袋曾裝過價值800敘利亞鎊的麵包(約計美金1.55元)。這裡的供水對於需要清洗尿布」(替代品)的母親而言也幾乎不夠。我們在我們清洗碗盤的地方清洗尿布,那裡同時也是洗手和飲水的地方。我們的孩子們飽受哮喘和眼部感都將生染之苦,當一個兒童身體有異狀時,這表示所有的兒童也都將生病。我將這樣的日子稱為在圍城之中的「日常生活」,但這個避難所其實是我們(在戰爭以外)的另一場災難。

我住在Al Tibbiya(意即「醫療的」)區域,是醫療院所聚集之處,這也是此區被當作攻擊目標的原因。我是一名護理人員,與我丈夫的工作性質類似--他是一名醫師。由於這個避難所(距離醫院)很近,因此當太多傷亡民眾被送至醫院時,我們有時必須將傷勢較不嚴重的患者移至避難所中,並在我們孩子的注視下照顧傷患。這可能是錯的,但我們並沒有選擇。

當你生活在恐懼中、那種害怕自己的孩子或丈夫隨時發生不測的恐懼、那種害怕如果自己發生什麼事,孩子就要變成孤兒的恐懼,你能想像這樣的為母心情嗎;當你的兒子每天問:「我們今天會死嗎?為什麼他們要炸我們?」,你能夠想像這樣的為母心情嗎;當你連「一小片餅乾」都無法買給兒子、或滿足孩童的最低生活所需--因為它們太貴了、太遠了、甚至是這個圍城中完全無法供應的物品,你能想像這樣的為母心情嗎;當你靜悄悄地吃飯時,你覺得你在(自孩子身邊)偷走食物--但這是你在餓得受不了時,終於在他們睡著時才悄悄地吃了的一點點東西。當你騙自己的兒子蘿蔔是蘋果時,你能想像這樣的生活嗎?

我曾總是愛乾淨,但時至今日我擔心我兒子身上有蝨子。

當一架飛機向我們投擲炸彈時,我一向調皮的兒子即飛快地奔向我、害怕得要命,並反覆唸著他孩子氣的禱告:「神啊,請保護我的爸爸和我的媽媽。神啊,請保護我的媽媽和我的爸爸。」當他在玩耍和恐懼間轉換時,這種感覺很奇怪。孩子們在寧靜的時刻遊戲;他們變得對於迫近的空襲聲感到害怕;他們在轟炸時嚎啕大哭;他們在又恢復平靜時回去繼續玩。

我們不知道政府什麼時候會決定轟炸哈賴斯塔,所以我們無法離開這個避難所。砲擊們是來得如此猛烈、如此持續、日以繼夜。婦女們幾乎不曾離開避難所--除了為孩子們準備食物以外,而這也是我們如何失去了烏姆(Umm Muhammad)。

烏姆是我年僅28歲的鄰居。

在一個砲擊的日子,我們坐在地下室裡緊抱著自己的孩子--一面抱著他們、一面禱告,祈求神保護我們。接著,一架戰機轟炸了遠處的某個地方。當我抬頭環顧時,我看見其他的母親們正一面禱告、一面哭地努力安撫自己的孩子。

每個人都很害怕,並等待著可能的死亡降臨。第一次空襲炸到了我們頭頂上的建物,接著民間防衛團體--或以「白頭盔」(White Helmet)為人所知,就來救我們。

在一片粉塵中我完全看不見兒童們。我把兒子整天都緊抓在身邊,但在第一次空襲後的短暫平靜時,他告訴我他想和朋友一起玩。當第二次空襲發生時,我到處都找不到我的兒子。

我開始發瘋似地在其他兒童中想辦法找他:「胡薩姆、胡薩姆、胡薩姆!」其實他已早就緊抓住我,但在我的恐懼之中,我無法認出他來。幾分鐘之後,一名醫生過來問我們:「你們可以照顧這個孩子嗎?他的母親死了。」

我看著這名兒童並認出他來。他是烏姆的兒子。幾分鐘以前,我的鄰居烏姆還坐在我旁邊;她的住處還有一些食物,所以她帶著孩子們到了一樓,接著空襲開始,並奪走了她的性命。

我們為烏姆而哭,也因為恐懼而哭。我們揣想著自己是否也會擁有同樣的命運、自己的小孩們是否會變成孤兒。

我們為了孩子們的行為、聲音而彼此爭吵,而我們有時也會讓情緒直接爆發--向對方拋出自己的憤怒、絕望,以及被囚禁於這個地下室的各種情緒。一開始,我曾對於食物被送來時所製造的混亂感到詫異,但最近我開始喜歡上那個混亂,只因為我很想讓兒子有東西吃。

其中一個母親開始擺了小小的攤位,攤位上販賣著糖果和甜點,讓我們的孩子們可以開心起來。我們(母親間)也達成了一個約定,我們必須每天為團體中的另一個人買一顆糖果;如果有人喪生,我們仍需購買同樣數量的糖果以紀念死者的亡靈。

我們的夜晚--在好的一方面--總是被幻想佔據,它們並不是什麼怪異或奇妙的幻想,大部分的幻想都是在試著自問:「我們在這輩子還有機會再見父母一面嗎?他們會有機會見到我的孩子嗎?我們的孩子有可能再像其他兒童一樣地玩耍嗎?在未來,我的孩子有機會知道香蕉是什麼嗎?」

有一次,我問了我一個鄰居:「我們真的活著嗎?有人知道我們的存在、我們在這個地下室裡活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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