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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世界如斯:V.S. 奈波爾之謎

類別: Caribbean加勒比地區, 西歐, Trinidad & Tobago 千里達與托巴哥, United Kingdom 英國, 公民媒體, 思維, 文學, 藝術與文化, The Bridge

2007年4月,V.S. 奈波爾在千里達的西印度群島大學進行朗讀。(照片:Georgia Popplewell,CC BY-NC-ND 2.0)

V·S·奈波爾 (Vidia NaipaulV.S. Naipaul,以下簡稱「奈波爾」) 是文壇中鮮有的人物,他的聲名狼籍,讓各大報社在好幾十年來一直備著他的訃聞草稿。8月11日,當奈波爾過世、享年85歲的消息傳出之後,相關媒體報導即刻大量湧出。在千里達及多巴哥 (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他過世的消息在三大日報上都是頭版新聞;這名諾貝爾獎得主的照片也出現在報紙頭條之上。

千里達及多巴哥的民眾在社交網路上展開辯論,對於國際媒體將奈波爾稱為英國作家,有些評論家展開猛烈攻擊,而這類評論得到的典型回應是:「他會喜歡的」。至於對那些反對奈波爾 (他本人似乎也追求著他人的反對) 的人來說,他們長久以來一直抱怨奈波爾的其中一點就是他對於千里達的否認--這是他出生並成長的島嶼。我們仍舊記得奈波爾於2001年獲頒諾貝爾獎時所發表的聲明有多麼傷人:「這歸功於我的家園英格蘭,以及我祖先的家園印度;也歸功於我的經紀人的努力及支持。」所以,以一個英國人的身份接受哀悼:那真的是他的期望嗎?

奈波爾的逝世成為千里達暨多巴哥三大日報的頭版新聞。「對那些反對奈波爾的人們而言,他們長久以來一直抱怨奈波爾的其中一點就是他對於千里達的否認--那是他出生並成長的島嶼。」

但是事實相當複雜。奈波爾出生於一個英國殖民地(即千里達),他18歲時得到一項他費盡千辛萬苦才贏得的獎學金,準備離開千里達前往牛津--那時,他還是個英國公民。1962年,千里達及多巴哥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那時,奈波爾已永久定居於倫敦。他一直都是「英國人」,於此同時,他永遠也未真正屬於這個領養他的國家。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清楚的證據。

然而,知名文學學者Kenneth Ramchand表示 [1],奈波爾「在本質上非常千里達化。千里達創造了他、千里達形塑了他;就連他對千里達感到惱怒時,千里達還是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如鬼魅般如影隨形。」「我進一步來說,奈波爾是千里達所創造出最具千里達特性的作家,無論從其好、或不好的方面來看都是如此。《畢斯華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仍舊是我們所擁有的、最靠近偉大的千里達小說,在這部小說中不帶感情地描繪了一個印度裔的千里達家庭在一個「同時極度簡單又極度令人感到困惑」的小型社會中為了凝聚和自決而努力的情況。如果有人嘗試要了解千里達及多巴哥根深柢固的部落政治,那麼《艾薇拉投票記》(The Suffrage of Elvira) 則是最珍貴的參考資料 (根據政治理論家Lloyd Best [2]權威性的說法是如此)。《失落的黃金國度》(The Loss of El Dorado) 亦仍舊是對於千里達被殖民時期歷史最具支撐性也最透徹的描寫。而奈波爾最具突破性的著作《米格爾街》(Miguel Street) 中多篇關於無賴的故事則全面影響了後面世代的千里達小說作家--遠超過其他作品的影響力。

奈波爾總是把他的書寫描寫成為對於自我理解的追尋:「我必須要寫出我寫的那些書,因為沒有其他關於這些主題的書能給我我要的東西。」而他所指的「這些主題」是他出生時期的歷史境況--1932年時的千里達。在《自傳序言》(Prologue to an Autobiography) 中,他對此總結道:

「來自印度的移居情形需要被考慮進去--這是在大英帝國裡的移民。我的印度教家庭就是如此地帶著對於印度的模糊記憶而來,而印度本身存在著、千里達也存在,帶著它為奴的過去、它多元種族的人口、它的種族對抗,以及它改變中的政治生名;它過去是委內瑞拉和西班牙帝國的一部分,現在則說著英語,有美國基地以及露天電影院…還有我本人於英格蘭的存在,寫作…」

「於是一步一步,一本接著一本…我讓自己在知識中得到安寧。」

他說道:「我是我所有著作的總和」,而奈波爾在他書中所創造的自我蓄意地並未對任何事物保持忠誠,只忠於寫作本身。他努力想要「從人群中、從糾葛中、從對抗中、從競爭中」得到「自由」。他補充道:「一個人不選邊站,不擁有國家歸屬,不屬於任何社群,一個人就完全只是一個人。」此番陳述讓奈波爾與許多其他加勒比海地區作家,還有許多加勒比海地區讀者產生了衝突。

好幾十年來,加勒比海地區文學一直受到關於責任、語言、真實性,也就是如何成為一名加勒比海作家等未解論戰所驅動。奈波爾始終對這些辨論持冷淡態度。他早期的小說以千里達為背景,用相對友善的方式進行諷刺;而1960年代以後,他的作品日趨成熟,對奈波爾視之為後獨立時代加勒比海地區社會的做作進行更尖銳、更悲觀的批判—存在於「模擬人」(mimic men,奈波爾其中一本作品的名稱) 中的「半成品」。隨著他旅行的腳步越來越遠,他把他的細密觀察延伸到了亞洲、非洲以及南美洲地區的其他後殖民國家。他沒有輕饒過任何一個地方。他常被指控誇大印度的骯髒以及伊斯蘭教的敵意。他對於加勒比海地區非裔族群以及非洲人民的描述若非全然偏見,就是似乎常背叛種族焦慮。

而本著頑劣惡作劇的精神,他以憤恨的回答來引誘評論他作品的人。在一篇奈波爾贏得諾貝爾獎後不久所出版的小傳中,我的同事列出了幾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誹謗 [3]

「這幾年下來,他叫過別人猴子、下等人、弓箭人、吃馬鈴薯的人、沃吉先生(Mr Woggy);他曾把一整個國家叫做『叢林』;把他贏得英語學位的牛津大學稱為『相當二流的省立大學』。他說非洲『沒有未來』;非洲文學也是一樣,『你無法用鼓擊出一本小說』。他曾經建議過英國人應該要透過郵局來販賣爵位 (這發生在他成為維帝亞.奈波爾爵士之前)。」

千里達民眾應該要認出這些挑釁的話語是他個人版本的挖苦,是我們歌者以無情、嘲弄方式所表述的笑話。我們應該把他於公眾場合的頑皮行為視為奈波爾在「扮演他自己」,就像是千里達人民所說,這個仔細設計過的人格所進行的表演遮蓋了一些東西,也顯露出另一些。他的傳記作者Patrick French引用了巴巴多斯(Barbados,位於加勒比海與大西洋邊界上的島國,又譯作「巴貝多」)作家George Lamming的說法,稱奈波爾在「進行化妝舞會」-- 「為了他自己的娛樂而進行扮裝或是搗蛋,這是一種千里達人的特質。」French補充道:「當他以這種方式粗魯行事惹人發怒時,奈波爾高興極了。」這個諷刺作法暴露出了作家後面的那個人格:當他用這樣千里達式的方式惡言相向時,再千里達不過了。

「沒有人在讀完French為奈波爾所寫的傳記《世界如斯》(The World Is What It Is)之後,不厭惡奈波爾的偏執、大男子主義以及對待親密愛人以及陌生人的殘忍態度的。但在他那些以優美格式及清晰所書寫的著作中,那些殘忍的刺探中有時會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溫柔。」

此外,對於他死訊最體貼的回應也是最具衝突性的。沒有人在讀完French為奈波爾所寫的傳記《世界如斯》(The World Is What It Is) 之後,不厭惡奈波爾的偏執、大男子主義以及對待親密愛人以及陌生人的殘忍態度的。但在他那些以優美格式及清晰所書寫的著作中,那些殘忍的刺探中有時會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溫柔。

「所有關於我有價值的東西都在我的書中。」這可能是奈波爾寫過最真實的句子了。作品是否能夠為一個人的罪惡所辨護,這不是一個問題。這是太簡單的一個等式。他作品中的力量,沒錯,還有美感,某種程度上都是這位作家缺陷造成的產品,而某種程度上更超越了那些缺陷,而不是免去了那些缺陷。藝術中的道德幾何是困難的,也應該讓我們感到困擾。沒有比奈波爾的作品更好的例子了。這是其中一個我覺得我不得不讀這些作品的原因,也是最大的原因。

本文作者Nicholas Laughlin編輯了V.S. 奈波爾早期家書《父與子的信》(Letters Between a Father and Son,2009)的修定擴編版。

(封面圖片 [4]Faizul Latif Chowdhury [5]提供,來自Wikimedia Commons。)

校對:Fang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