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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該為終結索馬利亞性暴力負責

圖為麥地納難民營的境內難民。攝影:Faaris Adam。

2017年10月,16歲的Faiza Mohamed Abdi在索馬利亞的港口城鎮博薩索(Bosaso)遭到襲擊,她奮力抵抗,因此遭她的攻擊者槍擊,命中「骨盆區」。Abdi被Abdikadir Warsame殘忍地傷害,後者是索馬利亞境內半自治地區邦特蘭(Puntland)安全部隊的一名士兵。自從2017年12月起,Faiza開始在土耳其的一間醫院接受治療Radio Dalsan報導:

據報導Faiza在博薩索鎮時遭到一名想要性侵她的邦特蘭士兵攻擊,但她奮力抵抗攻擊者。這名名叫Abdikadir Warsame的士兵在理解自己無法得逞之後槍擊她的私處,導致她重傷。後來她被送到首都摩加迪修(Mogadishu)接受治療;不幸的是,醫師表示她需要特殊治療,超過該地醫院所能提供的等級。

不幸的是,Faiza並不是特例。雖然索馬利亞部分半自治區已採取措施推動反性侵法,當地對於性侵有罪不罰的文化讓許多犯法者逃之夭夭—關於性侵的故事大量存在

境內難民 (IDP)難民營中的性侵事件

在索馬利亞,超過20年的內戰以及饑荒迫使許多人逃離家園,居住於IDP難民營中。住在主要城市外難民營的婦女及女性是面對性攻擊時最脆弱的一個族群。她們並沒有任何保障,大多數性侵案發生在半夜,或是在她們到偏遠地帶去撿柴火時發生。於此同時,由於索馬利亞犯罪司法體系的崩壞,受害者一般無法得到必要的法律協助以尋求正義。

45歲的母親Fiican住在Buulo Ba'alayIDP難民營中,她在她孩子面前遭到性侵。她在一次與全球之聲的訪問中描述了那起事件,她說:

那是午夜時分,一個穿著邦特蘭警察制服、帶著武器的男人闖進了我家,用武力逼我出門、性侵了我。他不但性侵了我,還讓我身受重傷一個人待在外頭,現在那些傷口都還會痛。

Fiican遭到攻擊的那晚,邦特蘭警方的人來到了加勒卡約(Galkayo)市中心的Bula Bacley IDP 難民營。那些男人闖入帳篷,把Fiican和另一名母親拉了出去。這兩名女性都遭到性侵。不幸的,受害者們都尚未得到正義的伸張。攻擊者被逮捕,但是並未被送上法庭,也並未因他們的罪行而被判刑。

根據「邦特蘭人權鬥士」(Puntland Human Right Defenders),2017年在索馬利亞邦特蘭半自治區有80起通報性侵案件。而實際發生的性侵案數量據信遠高於此,因為許多受害者因為害怕汙名化、對刑事司法體系缺乏信心以及缺乏相應健康設備種種原因而並未發聲。

除了司法相關議題,性攻擊倖存者所面臨的另一個障礙在於缺乏此部門所需的相應醫療基礎設施、現代化的工具以及儀器。健康體系也缺乏合格的人力資源來處理性侵相關案件。

當地文化也是尋求正義時的另一障礙,因為當地的習俗是逼迫受害者嫁給對她們施暴的人,或是接受「駱駝及其他牲口」做為受到攻擊的補償:

在索馬利亞大部分地區,性侵相當普遍,也通常並未受到懲罰。數十年的衝突激化了一種暴力文化,削弱了原本執法相關機構的功能。傳統上來說,依照施行了數個世紀之久、用於終結敵對宗族間戰爭的習俗,性侵受害者被迫接受賠償(通常是以駱駝或其他牲口來賠償),或是嫁給施暴者。

Small step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 but is it enough?

往正確方向踏出的一小步 — 這樣就夠了嗎?

2017年9月9日,邦特蘭半自治地區開啟了當地首個法庭實驗室用來處理加羅韋市(Garowe)的性侵案;這個消息成為當地頭條新聞。

而在實驗室開張的一年前,就在2016年9月,邦特蘭也成為索馬利亞首個通過反性侵法的行政區。當地議會45個成員中,有42名議員投出贊成票,支持這項後來正式立法的草案。

而在2018年1月6日,自行宣布獨立的索馬利蘭也遵循著邦特蘭的腳步,其議會提出一項新的反性侵草案。然而,離該草案在長老院(Guurti)被正式通過並被制定為法律之前,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雖然過去幾年來,性侵議題受到索馬利亞政府以及國際社群的關注,針對女性及兒童的性暴力仍舊猖獗,攻擊案件數量也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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