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圖為Enrique Collar。攝影：Juanma López Moreira，原刊登於Kurtural，經授權使用。
本文是與巴拉圭藝術家Enrique Collar訪談紀錄的簡略版本，原文刊登於Kurtural [1]的系列文章“Artifices”中。訪談由Sofía Hepner、Silvia Sánchez Di Martino 和Juanma López Moreira進行。
1964年，Enrique Collar住在巴拉圭的伊瓜蘇省；當時他4或5歲大，他的母親Crescencia與近百萬個巴拉圭同胞一樣，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工作。有一次Crescencia回家探親，想要跟朋友出門小聚，Enrique鬧著脾氣躲在她的鞋子裡不讓她出門，害怕媽媽又出遠門去上班了。
到了1971年，Crescencia把她的孩子帶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一起居住；Enrique在那裡讀了大學，於格拉諾將軍學院(Manuel Belgrano College)主修平面設計以及純藝術，同時開始他做為畫家的職業生涯。1990年，他開始在巴拉圭的亞松森(Asuncion)出版他的藝術作品，開始於布宜諾斯艾利斯以及亞松森兩城之間輪流生活的日子，一直到1999年他搬到亞松森定居為止。他在亞松森住到了2003年，接著搬到荷蘭鹿特丹；目前他與妻子Mireille、女兒Roos 和Lila，以及他們領養來的小狗Sisi住在鹿特丹。
這次訪問耗時一週。在這段期間，我們與藝術家本人分享了故事及旅程。我們從他目前的居住地鹿特丹搭火車到了收藏巴洛克時代荷蘭畫家弗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 知名著作的烏特勒支(Utrecht)，再到了維梅爾 [2]的出生地台夫特(Delft)。在這段期間內，我們拿Enrique的生命階段開玩笑：老一點的Enrique還未出現；中年的Enrique在這裡接受我們的訪問；而年輕的Enrique，同時也是他過去故事的主角，那是一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以及Asuncion之間跳躍的藝術家。
Kurtural：年輕的Enrique繪畫歷程從背著畫架在巴拉圭以及阿根廷兩地之間繪畫，一方面讀藝術學校，同時也在巴拉圭平民社交中心聖泰莫爾區(San Telmo)的繪畫工作坊工作。這是怎麼發生的？
Enrique Cuellar：這是一個在各方面能夠恢復我本人認同的絕佳環境。阿根廷人已失去了馬維那斯群島(the Malvinas [3]，即福克蘭群島)，那是一種能讓他們記得阿根廷事實上是拉丁美洲一部分的元素。搖滾樂手查理．賈西亞(Charly Garcia)開始與民謠歌手梅賽迪斯．索薩(Mercedes Sosa)交遊，而民族音樂也開始與搖滾樂融合，而後現代主義也開始流行。老實說我對於巴拉圭的藝術圈發生了什麼事沒有太多理解，但是我會與一般老百姓交遊。這讓我與我童年的回憶產生連結—描繪他們所要求我畫的Lapachito (巴拉圭國樹)和馬車。一開始，我並不適應這件事，但不知怎地，這轉變成我重新找到自我的動力，讓我回歸我生長在鄉村的最初6年。此處有種連結存在，因為這些人當中大多數和我一樣都是來自鄉村。在我的畫作中開始捕捉巴拉圭的景色，這是一個有意識的決定，但更深處我開始想像一個世界，能讓我於當中能夠找到像我祖母以及鎮上其他標誌人物的相似元素。
我在1989年完成的第一次展覽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完成的。我白天在出版社擔任平面設計，只能利用空閒時間繪畫。那一次我與我母親到巴拉圭去渡假，我帶了我10或15幅作品跟我一起去。一旦到了亞松森，我造訪了幾間藝廊，那時我遇到了Belmarco(一名知名畫廊主)，他對我的作品有些興趣。我的首次展覽大獲畫評家以及媒體好評。當我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時，口袋裡多了一些錢，畫作賣掉了幾幅。我記得當時我想：「我做了什麼？我把靈魂賣給了魔鬼。」這種感受來自於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美術學校的教授們。他們從不販賣他們的作品。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罪惡。他們認為藝術作品應該要是神聖的。然而，對我來說，我感覺到作品應該要代表著透過我們所創作來讓我們謀生，不是嗎？
K：你說你不會再以巴拉圭為主題進行創作，這是因為你已完結生命中的那一篇章，也已經償還所欠的債。你說的債是什麼？
EC：我在視覺藝術的領域已完結了以巴拉圭為主題的篇章，但我把這個經驗帶入了視聽藝術的領域當中。關於我所說的債，我認為遲早我們這些離開我們出生地的人都會有此遭遇。我感覺所有人類－－特別是如果你有一定程度的感受性的話－－都會因為個人需求而遷離出生地，無論是遭形式所逼或單純只是想要嘗試新的冒險。然而，隨著時間過去，你會感覺到你有需要去回饋你的根源之處。這樣說有點浪漫化，而巴拉圭人夢想著回到那個地方，為他們的家庭建立起起一個家，然後盡其所能地回餽這塊土地。
我之所以決定要以巴拉圭為主題進行繪畫創作是想要重新回憶起我生命中的最初6年。那個年輕的Enrique所下的苦工都為我滿足了這個需求。我想，敏銳的拉丁美洲藝術家覺得有以某種方式來改變他們所處社會的需要。在畫了超過2百幅作品以及製作了那些電影之，我覺得我自己把這種歷史遺贈放下的責任已了。現在，因為居住在歐洲，對我來說情況又有所改變了。在這裡，拉丁美洲藝術家的夢想被以各種不同方式實現。在這裡，需求及脈絡是不同的，藝術家被允許更個人化，他們的創作更關乎於你這個人本身。當我來到這裡時，我感覺到給予的這種外在需求已被滿足。
K：你認為在巴拉圭的藝術人群與在其他國家的藝術族群有不同嗎？
EC：我認為你不需要把觀眾考慮進去。你需要把藝術史以及何者具有普世性等觀點考慮進去。那些為了特定觀眾族群而繪畫、為了賣畫而創作的藝術家是在貶低他或她自己。我為我自己創作。我不知道我是為那個人而創作。
我曾經為lapachito這種巴拉圭國樹創作過無法販賣的作品，也創作過「裝飾風格」的作品，它們都賣掉了。我現在手邊已沒有以巴拉圭為主題的作品，每一件都賣掉了，就算那些不可能賣掉的也賣光了。觀眾永遠對新事物保持開放。為了販賣而創作的作品會轉譯為舒適，而藝術本身是不舒適的，你永遠無法感到舒適。
下方影片由Kurtural創作，是系列作品之一，進一步展示了Collar的證言及作品(具英文字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