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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罩在數位威權之下誰能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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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亞太公民媒體高峰會上午專題討論。照片由《全球之聲》作者Annie Zaman拍攝。

本文由全球之聲亞太區公民媒體高峰會志工王賢慈謝宜儒饒黛吟三人共同紀錄,並由王賢慈撰寫刊登於其部落格 [1],經授權重新編輯並刊載於此。

數位威權在哪裡

「數位威權(Digital Authoritarianism)不是限制公民本身,而是限制公民行動與企業單位。」

中國在習近平時代,透過科技技術(包含人工智慧、電腦學習、大數據等)對內自中央由上而下地強化對社會的掌控與維穩,以及對外關係的鞏固和擴張。

有趣的是,上午Keynote Speaker的羅世宏教授(現任中正大學傳播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教授)表示,審查機制2.0不再只是刪除、隱藏資訊,而是輸入更多資訊,企圖佔據你的所有注意力,因為「注意力也是黨產」。

羅教授提到的其中一例,就是於阿里巴巴上架、下載量已破億的「學習強國」應用程式:

從天網、銳眼 [2]、社會信用制度被動監測與評分,到「學習強國」應用程式箝制人民的知識學習與社會意識。以「學習強國」為例,為中國政府投入大量國家資源和民間阿里巴巴共同開發的應用程式,進行「互聯網黨建 [3]」工作,將黨員教育、管理、考核等通握網路載體進行宣傳,主打內容是有關於習近平的言行與相關資訊,讓用戶透過應用程式學習與隨堂小考,並且建構對於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崇拜、黨國效忠與國際認知,如果學習積分落後則會被公告。

數位威權除了是政府由上而下的監控、審查,企業也參與其中,透過屏限制、屏蔽與移除某些內容,協助進行維穩的工作。

企業與國家間密切的關係,可從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的這番話加以說明。馬雲表示願意捐出企業給國家,為了確保自己的商業利益,企業也必須和黨國體系進行合作,其中包含內部的自我審查。而跨國企業本身作為商業體,免不了對於擴張市場和權力的渴望,顯示在Google透過過濾版的搜群引擎企圖進軍中國所開發的蜻蜓計畫,以及Skype中國版的監控言論機制。

當然,數位威權不僅發生在中國,也在泰國、緬甸等地,以大眾免於假新聞之名,實踐言論審查、打擊網路上的言論自由之實,而其中相關法案是否尋求公共民意,或是如何認定假新聞又是個深奧的謎。

數位威權在泰國:刑法第112條

依據泰國刑法第112條「忤君罪」(lese majeste law,又譯「對王室不敬罪」、「冒犯君主法」或「冒犯王室法」)的規定,凡在學術或是公開場合批評、侮辱皇室,皆會遭到判刑處分。至為了保障網路安全與反恐的名義,2016年通過新版《網路犯罪法》並且設立相關單位,讓政府可以監督媒體,有權移除網路上特定言論,促使網路媒體創作者必須自我審查,形同失去言論自由;或是在軍權掌握政府後,讓一百多位媒體人去上三到十七的調整課程,並進行家庭訪問;又或是利用國家重大節慶與祭典,民眾轉移目光之時,將異議份子或是社運人士逮捕。

數位威權在緬甸:第66號法案

當前在緬甸,僅33%的民眾可以進用網路。2013年,緬甸政府基於建立科技永續環境的理由,制定了第66號法案(Article66 (D)),但這條法案實際上卻成為了對言論自由的監管工具。該法案針對在網路上散播勒索、毀謗、意圖煽動、或是要脅言論者,得起訴處以至多2年監禁,得易科或併科罰金750美元,而約82%依該法條起訴者是由政府直接逮捕,且大多都是反對派人士、記者、宗教人士、人權倡議團體與藝術家等。參與本次高峰會的EngageMedia也拍攝了一部影片 [4],希望緬甸民眾與世界正視這項法案對人權與言論自由造成的威脅。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民主國家,也不必然保障數位資訊權利,例如韓國2007年臉書註冊規定要使用實名制(在2012年宣告違憲),又或是南韓人在網站上無法取得北韓的網路資訊等,在在顯示數位資訊權利仍須全民共同捍衛。

數位威權的擴張

在沒有智慧型手機或是數位穿戴裝置的十年前,我們並沒有習慣每二十秒就換到下一個視窗;而今除了追蹤數位足跡、臉部辨識外,未來實體世界將出滿各種追蹤與感測器,我們和科技間產生了另一種變化,個人行爲進而也會有所改變

無國界記者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偉昂(Cédric Alviani)表示,在未來當每個人的行為都會受到周遭環境影響時,應當思考隱私的意涵與界限,而其中自身對於內在心靈又持有多少掌控的能力。

我們要知道,目前的便利是要付出相對高的成本。當我們選擇唾手可得的資訊便利時,自由並非永遠受到保障,兩者價值間的權重要如何選擇是至關重要的。

誰掌管了數位威權?

不能把中國當作他者來看待,不然事情就無解。」

-《Matters》創辦人/《端傳媒》前總編輯,張潔平

World map of dominating websites [5]

圖片來源:Visually。

網路資訊時代,無法再將數位威權的帽子只扣在中國、俄國等威權政體上。在數位威權時代裡,傳統民族國家的疆界將不再適用,而是由商業大平台所控制,掌握治理權力的是Google、Facebook、Amazon、Tecent、Alibaba等大型商業公司

「如果把 Facebook 當成是國家,全世界最大的國家是中國,第二就是 Facebook,第三個才是印度。」

-《全球之聲》主編,馬雲華(Filip Noubel)

2019亞太公民媒體高峰會下午專題討論。照片由O Foundation共同創辦人Subhashish Panigrahi拍攝。

下午Keynote Speaker張潔平講者分享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她說在網路與社群時代中,我們每個用戶都像是農夫一樣,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發表內容、留下數位足跡,然而在數位世界中,大型網路科技、社群媒體公司壟斷。這些網路平台如同國家,我們在立憲之前就已經失去的數位公民權,這些「國家」甚至沒有憲法、或是獨立的司法系統;在瀏覽網站、交換資料與數據,以達成行為契約之前,人們已經先向科技公司讓渡了幾乎所有的權力,是產權確認前的圈地運動

這些科技公司在人們產生「自己的數位足跡被利用」的意識之前,就已經在利用我們的數位足跡(想想看平常我們下載應用程式,會跳出視窗詢問是否同意取用哪些資料,一般人看都不看就會秒按同意……),科技公司再向政權讓渡某些資訊權以獲得緊密合作、市場開發的入場券,政治權力進而加諸其上。

此外,當人的行為和情緒可以在網路與社群中被精確地量測、推測和助波,它們也成為了商家和政策必爭的新戰場。舊時代的命題是監管(censorship)以消滅真相,新時代的命題是宣傳(propaganda),創造出我方想講的論述,並且營造出那樣的風向。

只要看看去年十一月選舉,我們活在反指標的同溫層當中,所有支持婚姻平權、性平教育等法案在我們厚厚的舒適圈裡流動;相對的,爸媽常用的社群媒體,卻充斥著對於婚姻平權反對的意見,而且也是源源不絕在長輩的對話框間流串著。我們的行為和情緒確實是受到身旁環境所影響,而這個「環境」看似也是可以由我們數位足跡所推測演算、進而營造出來的。

深陷其中的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羅世宏教授面對數位威權中國模式的擴張抱持著相對樂觀的態度,他相信言論審查有其漏洞,不應低估網路用戶的創意,利用密碼或特殊管道通過過濾與言論審查。

悲觀是威權主義的好朋友,它會讓威權武器化,產生恐懼寒蟬效應、自我審查,這正是威權主義所想要看到的。

-中正大學傳播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羅世宏教授

關於六四,黃禹禛設計。圖片來源:《被消失的3584個關鍵字:六四這一天,牆內的人想說什麼? [6]》,劉致昕、黃禹禛,報導者。

屏幕背後的那雙眼睛,正越來越大。但我們並非無能為力。Google針對中國開發的「審查版」搜索引擎「蜻蜓」,在員工先後兩次集體抗議與網上一片批評之後,項目開發已然停滯。圖片來源:《2019,打破沉默 [7]》,公益服務網│NGO發展交流網(NGOCN)。

同時,在數位威權下,於第四部門的層次中,願意追求真相的公民媒體仍然可以做出行動,例如公益服務網│NGO發展交流網 [8](NGOCN)主張公益報導與傳播,發起的聲音計畫、草媒實驗,企圖在眾人沈默中,發出聲音。如果有被封鎖的組織,新的團體會像不死鳥(X)再度興起、持續抗爭,朝民主之路邁進。我們應該企圖結合公民教育、政治運動,串連寫作者、軟體開發商來進行數位革命。

追求「見聞廣博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的境界的過程中,固然會遇到種種的資訊困難與障礙,但我們不能把問題僅僅標籤化為「打擊假新聞」。

-《Matters》創辦人/《端傳媒》前總編輯,張潔平

在個人層次中,張潔平提出,就算沒有真假新聞的資訊戰,個人也未必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

在美國自由主義的主張下,認為政府不去監管言論時,真理一定會勝過謬論。這樣的論述卻硬生生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 [9]打臉,研究顯示在排除了意見領袖、公認假新聞或內容農場來源後,假新聞確實散播得比真新聞還要快。

然而,我們沒辦法單用「打擊假新聞」這樣簡單的標籤解決如此龐雜的資訊問題,那只會導致某種程度上的獨裁,例如對於新聞、社群媒體、部落格上言論自由的箝制。

關心數位商業的人數不勝數,但關心數位基本權利的人之又少。我們對於數位資訊這股神秘的力量一無所知。作為個人我們應該試圖培養以下三項能力:

  1. 資訊自律:也就是培養媒體素養,要懂得辨析訊息來源、獨立思考;
  2. 情緒自主:社群網路的普及性,鼓勵/濫用大家的情緒,我們應當對於社群媒體所帶來的情緒有所自覺;
  3. 數據自覺:儘管很難拿回網路上的數位足跡,但至少要對於被拿走什麼樣的數據資料有所意識。

最後,在回應假新聞和資訊世代差異時,張潔平也說到:

如何對抗有規模的資訊戰爭,教育是重要的,不單純是傳統學校教育,更包含生活場域的溝通。我們應該把更多精力影響一個一個具體的人,而不是一個改變系統性地解方。透過不斷不斷地說故事和釐清誤解,讓不同的人相互瞭解彼此,那麼達成共識的空間必然會慢慢產生。


編按

再次感謝全球之聲亞太區公民媒體高峰會志工王賢慈、謝宜儒、饒黛吟三人共同紀錄,歡迎至王賢慈的部落格閱讀原文 [1]

這次高峰會最核心的結論,大概就是請不要忽略對話與說故事所能帶來的改變。擁有說話的能力在當今看來自由民主的國度依然難能可貴,呼應張潔平的呼籲,我們也許無法打破同溫層,但能透過不斷的對話,使所謂的同溫層不斷地擴張,與更多人達成和解甚至共識。

所以,請不要害怕成為那個促進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