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移民以全球性的規模往各個方向流動,非母語的外語書寫的作家(Exophonic writers)是21世紀益發興盛的趨勢。如納布柯夫( Vladimir Nabokov)之類在多語言環境下成長的作家和那些成年在才學習一種新的語言,在生命稍晚才決意以這種外國語言的作家之間有明確的差別。後者一個著名的當代範例是孟加拉裔美國籍,現以義大利語寫作的英語作家Jhumpa Lahiri。
另一個例子則是Aleksandra Lun這個以波蘭語為母語的傑出譯者,她某天決定要以她在19歲之後才學習的語言西班牙語來寫小說。她的小說本身就是語言混種性的反映:The Palimpsests在2015年以西班牙語出版,2019年時出版英語版本;該書講述了Czeslaw Przęśnicki的故事,他是一名移民到南極的波蘭作家,在當地學會了一種虛構的當地語言並以之寫了一本小說。
我與Lun談論了是什麼心態鼓勵了一名作家去擁抱一個原本陌生的語言,以及作為一個處於自己故鄉文化之外的知名作家是什麼意義。
Filip Noubel:你是一個以波蘭語為母語的人,在19歲時因為到西班牙賭場打工賺學費才開始學西班牙語,到了現在你是一名知名西語作家,作品翻譯到不同國家。這種語言使用的轉換是如何發生的?
Aleksandra Lun:如果我們用我們每使用一種新的語言,那就會活一個不同的人生這樣的捷克諺語來思考,我應該活了很多條命了,我確信許多全球之聲的讀者也是這樣。根據我的計算,我現在搞不好已經136歲了,我竟然沒得到任何退休福利,這樣也太糟了,哈!就我來看,其實並沒有語言上的轉換,只是我有其中一條命是個作家。
我們可以把語言看成多重宇宙,一個來自物理學弦理論架構當中的概念。每一種語言與多重宇宙中的一層一樣,描述一個不同的故事,一個與其他不同故事同時發生的故事。作家只是把這些故事寫下來的人。
FN:你也使用波蘭語創作嗎?許多雙語或是非母語書寫作家經常表示,以之種原本陌生的語言來書寫創造出一種距離,這能幫助他們表達使用母語書寫時無法表達出的東西。你同意這點嗎?
AL:為了書寫The Palimpsests,我研究了那些改變語言來書寫的作家:知名的移民作家,像是貝克特(Samuel Beckett)、雅歌塔(Ágota Kristóf)、康拉德(Joseph Conrad)、納布柯夫(Vladimir Nabokov)、蕭沆( Emil Cioran)和其他人。因為他們各有自己不以母語書寫的理由,我從中找不到任何一種共同點。有些人是在特定時間做出這個改變的決定,有人自然而然就改變了。有些人因為個人原因改變使用語言,也有些人是因為商業原因。康拉德曾說,他並沒有選擇英語,而是英語選擇了他。他也說過英語是唯一一個他能用來書寫的語言;而雅歌塔(Ágota Kristóf)聲稱她能用任何語言書寫。存在有各種選擇及動力,它們都是有道理的。
我不能說我並未以波蘭語寫作,因為在我的譯作中,我一直都是以波蘭語書寫。但我的繆思用西班牙語對我說話,所以將她們的聲音翻譯成波蘭語會多花一倍工夫。至於以另一種語言書寫所創造出的距離感,我想這一切全仰賴於你與這種語言之間的關係。對我來說,西班牙語是最自然的選擇。使用這種語言就跟我在刷牙一樣一點也不陌生,我可能不能夠得到退休福利,但我很驕傲能把自己的牙齒保留下來。
FN:你也是一名職業譯者。這是如何形塑你和語言之間的關係?
AL:譯者的工作有點像是法蘭克斯坦醫生的工作,你殺了一種語言的文本,再將它以另一種語言的形式復活。你將你的受害者切成片段,將它們拼回去,希望它們離開你診療室時比法蘭克斯坦醫生的病人看起來更好些。在這個過程中,你會失去一些內心的和平以及許多對自身語言先入為主的概念。這是一種令人開心的失去,因為它帶你脫離一個特定文化的故事,為你打開一個更大、更普遍的故事。
現在你了解了其內涵,你開始了解語言在詞彙以及發音這些膚淺層面以外的東西。你看到了皮相下的器官以及器官之間的連接,也就是當中的句法構造,你了解到它們只是許多選擇當中的一個。你開始問你自己問題。為何某些語言使用定冠詞和不定冠詞?在某些時刻出現了強大且神秘的需求,要將現實區分成「我們略知一二的事」以及「我們一無所知的事」。做為來自斯拉夫語系的人,在我們的語言中我們只看見「事物」,發現自己在這個不同的現實中成長讓我覺得很有趣。
FN:以你的觀點來看,要「精通」或「擁有」一種語言的意思為何?
AL:在歐洲或美國,我們似乎很著迷於把會「說」一種語言當成是最終掌握一門語言的層級,而不是以一種語言來思考、做夢或是書寫。在這種西方世界外向性獨裁霸權敘事的影響之外,語言純粹是你選擇要生活的世界。如果你活在那個世界當中,你擁有它的語言。
FN:你的書特別有趣,但也碰觸了敏感議題:認同、拒絕、移民、流亡以及融合的渴望。語言如何與這些議題產生關聯?
AL:幽默是一種有效的敘事工具,將事物帶回比重的概念中。當你是個移民時,人們最不期待的就是你很有趣。如果你進入另一種文化當中,你被預期要表現得像是被邀請參加你阿姨所舉辦的正式晚宴一樣:坐有坐相、只吃端到你面前的東西、安安靜靜保持微笑。如果你對於這個文化有任何興趣,你可以聽你阿姨那些知識份子朋友說些什麼,可能還能筆記下來,稍晚為你那些沒那麼幸運沒被邀請來晚餐的朋友翻譯一番。但沒人期待你穿得像個海綿寶寶一樣來到阿姨家,隨意亂坐,大聲地咀嚼著你的素食漢堡並開始開一些知識份子相關的玩笑。
沒有幽默的話很難達到平等,因為幽默本身就是一種平等。
FN:你的第一本小說被翻成了英語及法語,另外荷語版本正在出版過程中。你希望如何被描述?是做為一名波蘭作家?還是一名西語作家,畢竟你的第二本小說也會是以西班牙語完成?還是就稱你為作家就好?
AL:如果能讓形容我的那個人滿足的話,我可以被形容成開膛手傑克!我知道我永遠會被分類成某種程度的他文化,但這並不表示我需要認同一個標籤。在我們短暫的世界當中,國籍似乎是一個堅實客觀的類別,但實則屬於最不客觀的範疇。它只描述了你在歷史觀點中的外部特徵。你的護照無法反映你現在是誰。
民族文學這個概念本身就很不切實際。沒有其他藝術領域曾透過這種方式分類— 我們很少聽到「立陶宛人的搖滾樂團」或是「奈及利亞人的攝影師」這類說法,對吧?將文學依照民族分類是有其邏輯的,因為書本以語言寫成,需要經過翻譯才能讓不理解的該語言的讀者閱讀。但一旦被翻譯之後,當中所蘊含的人類經驗與另一本在國界以外出版的書實則無異。一本護照本身並沒有那麼好讀,就算你在機場排長隊時也是如此。我強烈建議還不如閱讀淋浴間裡洗髮精的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