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lfitz · 六月,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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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第二次文革?

  26 六月 2007

在伊朗,各區域的大學正經歷一股安全部隊的鎮壓潮。凡是六到八人的基進團體,學生聯盟的成員,或是獨立自主、敢於懷著異議思想或論述的教授們,不是在這幾個星期裡被逮捕拘禁,就是正聽候紀律委員會的判決發落--有些是被指控為對嚴格的伊斯蘭服裝戒律不敬。 以世俗、改革思想淨化學術殿堂,這樣的行為被巴斯基民兵(Basiji,波斯語為「民眾動員軍」之意)及一些保守派稱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後,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這位什葉派精神領袖、伊斯蘭共和國的奠基者便宣稱,需要對全國各地的大學進行文化革命。在那之後的兩年之內,多所大學被迫關閉,許多學生和教授也遭開除。 以下是幾位部落客分享他們對於最近這些事件的看法和憂慮: 數名Amir Kabir大學學生遭囚禁 在Amir Kabir大學,伊斯蘭學生團體--獨立學生聯盟舉行的年度選舉中,數名學生因在校園刊物上登載侮辱伊斯蘭共和國的文章,而遭到逮捕。被居留的學生們說,他們雜誌的標誌被人竄改,藉此破壞他們的自由學生聯盟。 Cityboy談到Amir Kabir大學越來越常用暴力手段對待學生: 當Arman Sadeghi和Ismail Salmanpour這兩個伊斯蘭學生基進團體的成員,試圖進入位於德蘭黑的Amir Kabir大學時,受到校園警衛的攻擊。 這裡是上述事件的錄影: 這位部落客寫到: 幾位該大學的學生,持續地絕食以抗議對那七名學生的逮捕,他們現在被拘禁在鼎鼎大名的Evin Prison監獄;也抗議藉由騷擾、禁止、驅逐和毆打參與行動的學生,來對他們學術行動施壓。 可曾記得第一次文化革命 改革主義者、前任的國會眾議員Ahmad Shirzad表示[Fa],那些被二次文革煽動的人士,應該想想當年伊斯蘭革命裡,發動第一次文化革命的後果為何。Shirzad寫到,許多伊朗的學生和學者遭到開除,並被要求遵守嚴格的紀律;但幾年之後,當權者回過來看檢視他們的決策,發現文化革命沒有是發揮功效的。 尊重或汙辱? Kadivar感到 [Fa]學術殿堂深陷危機,她談到那些被拘捕的學生。總統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 的一場演講,力促對抗世俗派的教授,因此有些教授遭到開除。他也提及還有三名學生死因可疑,有些學生被送往紀律委員會,以及暴力攻擊大學的安全部隊。 這位部落客說,政府將威權強加在民間體系,而這也是伊朗當局在外交政策上所作的事情。Kadivar表示,長期來講,這種政策只會產生更多的問題和危機。她的結論是,若政府以尊重而非汙辱的手段對待學生,將會是比較好的方法。 別談政治 Retorik說[Fa],在他的Modares大學裡,已經有好幾位學者和教授被停職了。他難以置信地發現,他們竟然不能在大學的政治學課堂上討論時政! Sanjaghak則說[Fa],她的學生們擔心明天會不會就被抓去紀律委員會,「我們可憐兮兮地召開會議,以捍衛自己的權益,並期待被痛打一頓。」 我們需要文化革命 而一位穆斯林部落客協會的成員,Mohammad Masih,則反對上述部落客的論點,他認為[Fa]第二次文革是必要的。這位部落客說,問題是從改革派總統當權、且文化革命停止時開始的。他抱怨道,那些在大學裡抗議伊朗政府的人,沒有為伊斯蘭共和國的國家安全賦稅或做出任何貢獻。 作者:Hamid Tehrani 校對:abstract

台灣:移駐勞工的自我表述--《Voyage 15840》攝影集

  21 六月 2007

Voyage,旅程;15840,是台灣法定的最低工資,但大多數離鄉背井的移工們,卻常常是多方扣款下的「最高工資」。以這場15840的旅程為名,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集結19位移工的攝影作品,出版了這本攝影集,讓以往缺乏發聲管道的移工們,透過鏡頭詮釋自己所見的台灣社會。 6月3日的發表會上,除了各團體友情贊助的歌舞表演外,移工攝影師們也一個個上台發表感言。在家鄉已有藝術基礎的Grace說,她很高興有 機會向他 人表達自己的感受;身為唯一男性的Gonzalez,先納悶喜歡攝影的男性怎麼那麼少,接著充滿驕傲的說:「攝影很棒!回家鄉後我也會把這本書拿給我的家 人和朋友看!」 影像出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弱勢者的自我表述 在台灣,因為文化差異和語言隔閡,一般人對移工總是有很差的刻板印象:黑黑髒髒、吵雜、成群結隊,甚至被認為是來搶台灣勞工飯碗。而在媒體中,移工通常都出現在社會新聞,不是很可憐就是很可惡。TIWA總幹事、攝影工作坊的召集人吳靜如批評:「過去高雄捷運泰勞抗暴、越傭阿梅砍傷雇主等事件發生時,除了事件本身,沒有人去問移工:為什麼發生這些事、他們在想什麼?」 靜如表示,「凝視驛鄉」便是希望將詮釋權還給移工,讓這些為台灣各大重要建設付出勞力、甚至生命,卻總是被主流媒體和社會大眾忽視的勞動者們,透過攝影,正視自己的想法與感受,並讓移工和台灣人民「互相看見」。在廣播節目「Watch Media」中,主持人benla訪問靜如時說:「當移工被拍攝時,我們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但當他手拿相機,也許就是想告訴我們什麼…」 在兩次各為期半年的工作坊裡,除了攝影之外,彼此對作品的討論,也是非常重要的環節;然而,在受壓抑的工作及生活條件下,移工們已經習慣「不要說話」。工作坊苦力群之一的小江表示,在課程中,學員對基礎的攝影技術很快就能上手,美學構圖也是各憑本事;但最具挑戰的,是如何讓移工們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感受: 影像也好文字也罷,一次又一次我們問學員:你想要說的是什麼?你希望如何表達? … 幾次課上下來我才慢慢悟到,長時間處於以達到他人要求為行為準則狀態下的人,要舒坦在在的說出:「我看到」、「我覺得」或「我認為」、「我想要」竟不是理所當然。 而透過自我凝視和互相討論,攝影師們逐漸展顯了勇氣,靜如說,不只面對自己的情緒需要勇氣,面對被拍攝者,更需要勇氣;一開始攝影師們總是遠遠地拍 攝,到後 來敢於跟被拍攝者講話,短短時間內有了非常大的躍進。如Vangie便拍攝了賣冰淇淋的阿伯,原本害怕警察的Ellen也鼓起勇氣去拍了警車。 靜如也強調,每一位移工皆具有不同的身份,她們不只是勞動者,也是母親、妻子,更是支撐母國經濟的英雄;她們的心靈,被沈重的社會擠壓得單薄,但討論和聆聽的過程,重新帶出了她們身為一個「完整的人」的各個面向。 衝擊與感動 以往甚少接觸移工議題的akiyama說,她因「凝視驛鄉」的宣傳海報而被吸引,並分享她在實際參觀攝影展之後,受到的衝擊與反省: 自己在乘車時,身旁若是坐了一位菲律賓、泰國,還是其他東南亞國家來的移工,是不是總是特別提高了警覺,或是感到莫名的不悅? 若換成是一位歐美地區人士或是日本人的話,是不是就不會有前述的感覺?反而能夠有著像平常搭車時一樣的平穩心情,即使在你隔壁的那個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本性是個傲慢的混帳? 不是這樣嗎? 難道不是這樣嗎?! 文化評論者郭力昕在攝影集的序文<她們必須表述自己!>中表示,許多移工來到台灣,工作及生活條件普遍不佳、甚至惡劣,但作品中卻不曾見到她們埋怨,僅以平靜的語調陳述心情和遭遇,甚至知足地面對。郭力昕說,「做為觀者的我們,在這些簡單的畫面與事實裡,只有感到更多的歉咎與心痛。」 而對於攝影者敏銳的社會觀察,郭力昕感到十分驚豔:她們能在辛苦工作的同時,看到本地人的辛勞(如假日仍需工作的電工和檳榔西施),在〈星期天的掃把〉及〈一百元與菲律賓國旗〉中,使用了符號隱喻及諷刺,讓我們這些受過訓練的知識份子,感到汗顏: Ma. Belen Batabat一系列的台灣社會景觀,從捷運站裡的紅衫軍、BBrother的街頭政治塗鴉、癌症患者的化療室,到西門町穿著西服外套、和善而尊嚴地賣鞋 帶的老人,更是令人佩服的作品;其細膩準確的社會觀察能力,和對人的敏銳觸感,可以讓許多在大學校園裡生活貧血而致「缺乏題材」的攝影學生,感到汗顏。 家裏有位來自印尼的「妹妹」,身為記者的壞嘴巴對於移工有著十足的同理心,每次採訪移工的新聞時,總會投入特別多的感情,「因為想到她們的心酸,我就會不禁眼眶泛紅…」而壞嘴巴在採訪了移工攝影師Ellen之後,讓她覺得透過相機,讓平凡的生活開始有了不同的風景,更滋生了在內的改變: 另一位接受我採訪的Ellen小姐,她說,因為拍照,她開始覺得眼睛看的異鄉,有了不一樣的意義,也有了不一樣的感情; 而最重要的是,拍照的感覺,讓她覺得擁有了自由…「I have the freedom to express my feeling. I have the freedom to fight for my rights…」 從她們的照片,我們看見了她們眼中的凝視,也看到了她們的觀點。...

波蘭:反安樂死、反飛彈與反閃族語

  12 六月 2007

The beatroot了一篇關於波蘭男人死亡權利的文章,他也提到對美國反飛彈系統、以及波蘭教育部長父親反對以閃足語系寫作的文章,一如過去總是發生的事,討論區充滿了熱烈的評論。 作者:Veronica Khokhlova 校對:Portn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