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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高謀殺率如何對低收入族群的女性造成影響

Rio de Janeiro - Protesto pela morte dos cinco jovens assassinados por PMs em Costa Barros e pelo extermínio de jovens negros, em frente ao Palácio Guanabara, em Laranjeiras, sede do governo do Estado (Fernando Frazão/Agência Brasil)

在五個年輕的黑人男性於11月被警察謀殺以後(後稱為Costa Barros大屠殺),一群女性聚集在里約熱內盧市政府前抗議;其中一人的母親-Joselita de Souza-於七月死亡。根據家人的說法,她死於憂傷。圖片來源:Fernando Frazão/Agência Brasil, CC-BY 3.0

醫生都說:Joselita de Sousa死於心肺不全,但家人表示她是因為憂鬱而死。在死前的兩個星期,一群警察從監獄中被釋放-而對於她那個手無寸鐵、僅十來歲就死亡的黑人兒子而言,這些警察難辭其咎。

巴西的謀殺案受害者包含來自低收入家庭的男人、年輕人、黑人或混血黑人。但是Joselita的狀況揭露了另一個受害者族群-名字從未出現在官方謀殺事件統計數據的女性。她們系統性地被這個國家的結構暴力所殺害。

其他女性正在為Joselita、以及擁有與她相同處境的女性們奮鬥。過去十年來,活動團體-「五月的母親」(the Mothers of May)成為巴西國內對抗警察暴力主要力量,為那些為警察暴力所影響的女性提供支援。

Joselita過世後幾天,人們在由數個巴西社會運動組織(包括「五月的母親」)所舉辦的三天集會-「黑色七月(Black July)」中緬懷Joselita。美國「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也派代表參加。在一個探討黑人社群的精神健康是如何受到暴力影響的討論中,Joselita被提起;對此,代表「黑人的命也是命」出席的社會運動者Waltrina Middleton如是說:

當槍擊成為常態、當我們生活在槍擊案中、當我們生活在殘酷現實中-就是一種奴隸制。這是深深的創傷、這是對我們靈魂的折磨。重要的是要打破壓迫的鎖鏈、予以反擊,並且對於影響你社群的統計數字保持警覺、隨時支持著彼此。

「又一個因結構暴力而死的黑人母親」

Joselita死亡的七個月以前,她的16歲兒子Roberto與朋友在外慶祝賺到第一筆薪水,四個警察對著他們所駕的車子射擊了超過一百枚子彈。就這樣,五個來自貧困里約熱內盧郊區的黑人青少年被殺了。當這起被稱為Costa Barros大屠殺的事件發生時,這五個青少年手無寸鐵。警察在事後聲稱他們在追查竊盜組織。法庭程序顯示了警察曾試圖操縱犯罪場景,使其看起來像是自我防衛。

在兒子殘酷地遭到殺害以後,Joselita開始參加國務院社會局舉辦的心理治療療程,但她的家人表示Joselita不得不因為付不起公車費用而放棄治療。她的心臟在7月5號停止跳動,距離她被診斷出患有肺炎及貧血僅隔短短幾天。

我為Joselita de Souza的親人及朋友哀悼,她是另一個被這個重病國家的結構暴力所殺害的黑人母親。

— Jaqueline Jesus (@JaquelineJsus) 2016年7月10日

新聞:在兒子死於 #CostaBarros 大屠殺的八個月後,Joselita de Souza過世。

— RioOnWatch Wire (@RioONWire) 2016年7月10日

謀殺率不成比例地影響黑人女性及低收入女性

最近一期的巴西暴力地圖-由巴西應用經濟研究機構(IPEA)以及巴西公共安全論壇共同出版的年度報告揭露,2014年巴西共有58,964人死於謀殺。這將近6萬人的死亡名單佔據了2014年世界謀殺人數的十分之一。巴西也以「每10萬個居民就有29.1則謀殺案」的全國平均數據名列該報告中12個國家的第一名。相較之下,根據FBI提供的統計資料,美國的2014年的謀殺率則是每10萬個居民有4.5個受害。

巴西某些人口特別容易遭到謀殺。舉例來說,年齡在15至29歲之間的男性的謀殺率是每10萬個人當中有61個人-遠高於全國平均。差距更明顯的是種族差異:黑人成人的謀殺率是每10萬個人當中有37.5人,而非黑人族群(包含白人以及原住民)則是每10萬個人當中有15.6人。

像IPEA的Daniel Cerqueira與國際特赦組織的Atila Roque這樣的研究人員及暴力專家們持續地探索著巴西這麼多人死於謀殺的原因、以及這件事如何影響著許多黑人及低收入女性。

對於低薪的家戶而言,損失一個25歲到35歲的有能力工作者,代表了家中重要收入的喪失,並會因此使活著的家人產生憂鬱及焦慮失調等心理問題。對於女性而言,這代表了年輕寡婦的產生、和在某些社交族群中伴侶的缺乏。家庭中男性成員的消失通常迫使女性中斷學業,並帶來社交上的重大不便。

根據世界銀行所述,生活在貧窮之中的女性多於男性。經濟全球化的盛行使得社會不平等的現象更加顯著、女性重度依賴男性的社會現象成為常態-這些現象在低收入人口當中尤為明顯。

許多研究人員也指出,政府現在並無足以支撐因謀殺而喪失父、夫、子的女性的有效公共政策。

成千上萬巴西女性的命運顯示了一個迎合高收入階層、忽略低收入階層的市場經濟導向國家,如何造成國民在一場不公平的競賽中掙扎。

在一本探討巴西社會不平等的書-「起源與目的」(暫譯,Origens e Destinos)中,社會學家 Ignacio Cano預測了巴西男人的高謀殺率對未來人口組成的影響。他認為這將導致「人口性別不均」、造成家庭結構改變,例如:由女性所主導的家戶數量將增加。

A drawing cartoonist Carlos Latuff made for the Movement Mothers of May. Illustration: Carlos Latuff, used with permission by the author.

漫畫家Carlos Latuff 為「五月的母親」社會運動所繪。圖片來源:Carlos Latuff,經同意後使用。

「五月的母親」社會運動

「五月的母親」係由女性所帶領,並在過去10年來在所有警察暴力的重大案件中擔任先鋒角色。10月初,「五月的母親」發起了一場大型示威遊行,抗議Carandiru大屠殺的無效審判。Carandiru大屠殺發生在1992年10月,當時軍警為了平息騷亂而衝進Carandiru監獄,造成111個犯人的死亡。9月27日,聖保羅的地方法院宣布取消應為該起大屠殺負責的74個執法人員的審判,至今上訴仍在進行中。「五月的母親」促起了很多在法庭上的奮戰、要求警察們對以自衛之名所造成的死亡負責。

「五月的母親」係於2006年5月巴西警察殺戮事件激增以後成立,並由警察殺戮事件的受害者家屬們組成。該年,PCC(巴西最大的犯罪組織)和警察產生衝突。在PCC對警察發出一連串攻擊之後,由非值勤的警察組成的準軍事部隊敢死隊決定讓PCC血債血還。而後,政府發布宵禁,並宣布所有聖保羅的公車、商店及大學都停止運作。

最後,共計有564人在一週內遭到殺害,其中505人是普通市民。犯罪現場被清理過、很多人的屍體再也沒被找到。大部分市民的死亡都非由PCC所造成,而是警察。2006年的受害者並未得到公道-時至今日,仍沒有人為此站上法庭,而「五月的母親」則持續將巴西冷酷的死亡數據具象地以名字及面孔呈現給社會大眾。

2012年,「五月的母親」自費出版書籍「從哀傷到戰鬥:五月的母親」(暫譯,From grief to fight: May Mothers),述說2006年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及其家庭的故事。這個組織帶給像Joselita這樣的母親們一絲正義的希望。


校對:Fan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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