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查核在臺灣總統電視辯論的應用

臺灣事實查核中心首次執行「2020總統大選電視辯論會」事實查核。截圖自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一直以來，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目的是了解各候選人的政策差異和口才表現，鮮少驗證各總統候選人言論的真偽性。然而，2020年總統大選有別以往，首度出現媒體機構與事實查核組織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上針對三位候選人發言，來執行即時事實查核，包含網路媒體Readr的「2020 總統候選人事實查核計畫」和臺灣事實查核中心。最終，兩者查核成果皆獲得許多民眾的正面評價。

其中，臺灣第一個正式查核組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雖然成立至今不到三年，但查核許多重大的爭議性事件和每日的查核工作，其公信力取得臺灣民眾的信任。然而，他們在查核過程需要經過嚴謹的檢驗，所以經常遭民眾詬病查核速度較緩慢，無法在短時間內即時查證。他們這次啟動「2020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即時查核計畫，需要在辯論會結束當天發布查證結果，對他們而言是一大挑戰。因此，這次我們專訪臺灣事實查核中心陳慧敏總編審，了解他們這次如何在總統電視辯論當天執行即時查核。

Huang Hung Yu（全球之聲編輯，以下簡稱H）：當初如何決定要啟動大選辯論的事實查核？

陳慧敏：

這項計畫與臺灣事實查核中心的本質有關，公共事務議題的查核是我們主要的查核主題，雖然我們不會鎖定特定政治人物來查核事實，但不代表不做任何政治類方面的事實查核。由於在大選電視辯論內，各候選人會針對在大選期間提及的社會或政治議題，來表達自己的立場、想法和政策，這些內容都跟公共事務有關，因此我們在本會的諮議委員會提此專案，希望能夠執行這次大選辯論的事實查核。

Ｈ：有參考其他國內/外事實查核組織嗎？

陳慧敏：

去年10月，我們在「2019亞洲事實查核專業論壇」曾與其他國家事實查核組織交流，我們發現國外事實查核組織，除了聯合其他團隊共同查證之外，在印尼，他們當地的事實查核組織也會跟當地媒體的政治記者合作查證，因為政治記者能夠用過去報導搜集的資料來佐證，另外，他們也會找專家針對這些資料來查核。

然而，原先有其他單位希望可以跟我們一起合作來查證，但在電視辯論之前，我們內部至少每天一個會議來討論查證的指標、流程和題目等內容，已經花費很多時間，無法挪出多餘的時間與其他單位討論和溝通。除此之外，我們目標是查核大選期間內的議題，辯論僅占一部分，在時間、人力與精力受限狀況下，決定不跟其他單位合作，我們自己單位來執行。

H：大選辯論事實查核做了哪些事前準備？

陳慧敏：

我們在辯論之前會做考前猜題，題目根據在選戰期間，三位總統候選人在爭議性議題上發言的內容、2020年總統大選政見發表會、2018年高雄市長候選人電視辯論會，以及歷屆總統大選的電視辯論會來設計題目。題目分成經濟、治安、交通、文化、國防和兩岸等主題，然後分配給每個查核員去搜集資料，把各候選人曾相互爭辯的主題紀錄下來，最後，我們開始分辨何種題目可以查核、何種題目無法。

H：您如何分辨何種題目能夠查證呢？

陳慧敏：

題目若擁有較具權威性的資料或多家媒體曾使用相同的資料來佐證，我們認為就是可查證的題目，若是只有特定立場媒體的報導，我們就會找其他媒體的報導內容。例如，我們查證「兩岸立委去中國交流唱歌」事件時，我們除了蒐集中評社的報導，也會查聯合報、自由時報或蘋果日報的報導。但是，我們僅蒐集報導內容關於「事實」的部分，而非意見或評論。

另外，題目若是沒有確切的事實根據，或是特定歷史脈絡下的詮釋，我們也認為是無法查核的題目，假設「韓國瑜是網軍的最大受益人」這個題目，我們無法確認「網軍」的定義，目前尚未有任何學術報告或研究來指涉「網軍」的定義是，但我們不能自己去下定義，必須有所依據，才能利用資料來證明。

或者，宋楚瑜在政見發表會曾說「我是民主的推手」，我們起初認定宋楚瑜說明的是一個歷史演變，就會開始討論與分析臺灣的民主發展過程來查證。但是，我們發現「宋楚瑜是一個民主推手」的說法在歷史研究方面有不同的見解，除非我們能夠提供證據，證實宋楚瑜在民主轉型過程中不在臺灣推動，否則我們無法用特定一個學派或單一事件來推翻這一個事實，故我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合適的題目。

除此之外，我們分析先前3次的政見發表會、2018年高雄市長電視辯論會和2016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會內容，從中了解蔡英文和韓國瑜的談話風格，從他們發表內容來審視是否可執行查核。我們發現蔡英文發言風格較謹慎，所以只要有錯誤的話就必須查證出來。韓國瑜發言風格較大膽，我們就會選擇較重要的議題來查證。我們不能陷入正確和錯誤數字裡面，例如蔡英文和韓國瑜的錯誤次數，但錯誤不是一個定值，無法用次數來比較。

H：你們如何執行電視辯論會的即時查證？

陳慧敏：

我們安排兩位查核員輪流聽各位候選人的意見與辯論內容，用逐字稿方式記錄下來，接著請另一位查核員把文字轉化成題目，並且交給總編審來決定此題目是否可查。我確定此題目能夠查證的話，我就會安排查核記者去查證，若是這題在考前猜題的題庫中已經出現類似題目的話，查核記者就會參考題目的答案再修正。但若是題庫沒有收錄這題，查核記者就要開始查核。

由於我們查核報告是使用共筆方式進行，總編審會先做一校，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兼本中心諮議委員胡元輝老師就會做二校，若中間發現資料不足情況，胡老師與其他查核員補充新的資料在二校版本，這階段是三校階段，待全部資料確認沒有任何問題就立即上稿。

中正大學傳播系兼台灣事實查核中心胡元輝老師在2019年10月告訴民眾，中國網軍如何透過臉書和推特，來污名化香港反送中事件的抗爭者。照片來源：Hunag Hung Yu拍攝，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H：您們在大選辯論的結果標籤，與您們過去查證判定的標籤不同，為何有此變化？

陳慧敏：

在內部討論時，我們決定不要用平常使用的「錯誤」、「正確」、「部分錯誤」這三個標籤，因為這容易讓民眾立場先行，而不去檢視查證的資料。這新的標籤比較是著重資料的「有無」程度而非「對錯」這種強烈字眼的標籤。標籤是協助選民了解我們論證過程與資料，而非替代選民去判斷，選民必須自己去思考與判斷。

因此，我們當初研發9種標籤，但後來隨著辯論內容也增修部分標籤，包括與所查資料相符、與所查資料不相符、與所查資料部分不符、與所查資料不符且推論過於簡化、片面事實、數據大致符合但原因未能確認、說法並未提出證據、與原始說法不相符、有此事件但推論並無證據和論述並無資料佐證等。

Ｈ：在查證時，是否有碰到任何困難或無法即時查證的狀況？

陳慧敏：

在查證相關數據資料時，我們發現政府機關在選戰期間會提供許多數據，來佐證爭議性的內容，比如高雄市政府會發布高雄的政績來佐證韓國瑜的發言、行政院、內政部或其他行政機關也會提供數據來佐證，但這些行政單位以往並沒有提供例行性的數據報告，所以我們無法比較以往的數據。我們在查證「Q7 韓國瑜：『今年有四萬家公司、工廠會倒閉」？』時，經濟部確實提供數據給我們來澄清，但沒有跟我們談到公司解散的理由，也沒有歷年數據參考，因此我們會特別標明「過去沒有例行性的數字，無從比較起」這種的聲明。

H：發布查核報告後，您們如何面對網友的評價？

陳慧敏：

我們在當天晚上發布查核報告後，網友開始提供很多指正意見，特別是有些專業領域的專家與讀者也會留言指正，包括法律專家。當我們發現網友的指證意見是有益的，我們就會啟動二次查證來修正，也有網友回應為何辯論會有些題目沒有做，我們也會開會討論網友的回應是否合適，若認為合適，我們也有在12月31日增修後發布。

H：您認為您們的查核報告與其他組織的查核報告有什麼特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