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內容由記者兼攝影師Roberto Pizzato與Nicola Zolin提供。
學生起身抗爭並佔領大學建物的行動在歐洲風起雲湧。在2015年3月25日這天,阿姆斯特丹的「新大學行動」(Nieuwe Universiteit)已佔領Maagdenhuis大樓達一個月之久。被佔領的Maagdenhuis是阿姆斯特丹大學的行政大樓,位於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Spui。
直到於4月11日遭鎮暴警察驅逐前,一群學生佔領了該棟大樓,規劃了一系列的演講、研討會和發表會,並獲得當地和國際知識份子的支持。學生的訴求是直接民主、參與大學管理、停止財務削減並遏止大學逐步公司化。
在歐洲風起雲湧的大學生抗爭行動,證明了當代最大的危機之一:知識危機。當知識變得不容質疑、無可爭辯時,人們將和他們生活的世界脫節、無意貢獻社會。
教育是人類開向世界的一扇窗,應該要引發好奇心,人們在展望他們理想中的生活世界時,教育使他們有夢想、有創造力且受到啟發。然而,當大學被迫反映目前的經濟結構與高度官僚化的財務體制,就很難進行真誠的對話並面對批判性的衝突,也很難在人類歷史當下的這個階段,對挑戰性的敘述和非主流看法進行智慧的探索。在這黯淡的環境背景下,因現實觀點而覺醒,並受到清新理想所啟發的學生群體,就以佔領大學建築物作為回應。
阿姆斯特丹大學宣布將進行改革,「新大學行動」的教授和學生則在2月13日佔領了Bungehuis大樓作為回應。師生在和董事會的協商破局後,拒絕撤出大樓,而遭警察驅逐。當晚有一群學生硬闖 Maagdenhuis,佔領阿姆斯特丹大學的主要行政大樓直至4月11日。
佔領行動的訴求是直接民主及自主管理。在一本題為<對比>的小冊中,「新大學行動」的師生聲明他們「終於擺脫了一種後現代犬儒主義」。換句話說,年輕一輩因內心深處的無力感而日益冷漠,而學生選擇用這次的佔領行動來回應了此一情況。「這個系統的邏輯思維是製造無能、也感覺自己無能、並同意自己無能的人們。」法國哲學家Jacques Rancière在此次佔領行動中發表上述言論。
在佔領Maagdenhuis的第一個月內,「新大學行動」主持了多場研討會、播放劇情片和紀錄片、舉辦音樂會。每天還有演講,講者包含教授和知識分子,像是美國社運人士David Graeber,David是「佔領行動」的其中一位領袖。
在這幾週期間,「解放」(liberation)一詞常常取代「佔領」(occupation)。在<麻煩精>這本小冊中,一位行動成員承認他們對未來沒有明確規劃。他表示「反對絕不會是最後階段」,有創造力的自由才能夠撐到最後,「驅使我們落實仍然粗略、主觀而分歧的理想」。
學生Michiel在佔領Maagdenhuis行動開始後加入,他表示:「我們不只是佔領這個地方。當新的佔領行動在其他地方展開,我們開始有一家人的感覺」。
3月18日佔領倫敦政經學院行政大樓的新聞鼓舞了阿姆斯特丹的學生。就如倫敦政經學院佔領代表所言:「佔領的力量在於創造骨牌效應:這只是開端」。
加拿大學生在幾個禮拜以前,就開始在約克大學和多倫多大學示威,表達對資源分配不足不均、無法聘任教師和教學助理的失望。
在佔領期間,阿姆斯特丹的學生認為一定會有人傾聽其呼求。Joyce Pijnenburg曾就讀阿姆斯特丹大學,她譴責學術界已經廢了,因此不想待在學術界。她表示:「我們的訴求之一,就是禁止把原本用於研究教學的經費拿去炒房地產。」
Michele Mugia是阿姆斯特丹大學哲學系學生兼社運人士,他回想道:「1969年,政府傾聽學生的要求,透過立法改變了大學的管理方式。」在佔領行動的該月,Mugia是活動和會議的主要策劃人,他很驕傲地宣布「在此的每個人都相信自己同時寫下了歷史和未來」。
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教授Bertie Kaal對「新大學行動」的奮鬥予以支持,Kaaal回想當年:「1969年佔領行動的成果在幾十年後消亡殆盡,先求整體再看細節的體制已經慢慢變成由上而下的支配」。Kaal 表示,多數老師現在都很怕示威活動,深恐飯碗不保。「我很高興見到學生因為教授畏首畏尾,而自行發起示威。」
「新大學行動」的學生團結一致,毫無所懼。Michiel表示:「其他運動和政黨都受到我們的鼓舞,而『起身行動落實自己捍衛的價值』的信念也啟發了他們。這也是我們在這裡所見證的。」
校對:Mia Shi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