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y Sitbon有法國、義大利和突尼西亞三國血統,同時他也是法國世界(The Nouvel Observateur)和瑪麗安娜(Marianne)等法國刊物關於北非、中東事件的資深記者。他透過這篇發表在突尼西亞網站Leaders的文章,喜迎「突尼西亞全國對話四方集團」(Quartet of 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獲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可視為法語世界對諾貝爾獎的反應之一。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於全球之聲。
巴黎,上午11:05,我的手機跳出訊息通知。兩分鐘後,第二個訊息,然後第三個、第四個。到底發生什麼事了?我有點緊張地從夾克口袋拿出手機開始讀訊息。我的羅馬朋友Laura發出的訊息:「好啊突尼西亞!(Evviva la Tunisie!)」。我的孫子在辦公室發的:「你想像得到嗎?這真是太棒了!」。馬德里的Nicole:「拉迪斯,讚啦!(她在港口小鎮拉迪斯長大)」。舊金山的John:「恭喜,這是你應得的。」。莫斯科的Boris:「做得好,突尼西亞萬歲(Molodets, Slava Tunis)」。我的鄰居Annie:「看來你要用突尼西亞嘮叨我們好一陣子了。」
我走出家門,我的鄰居們,賣烤肉串的 Ahmed和鞋店店主Samuel在對街的酒吧舉杯,他們都是「Tunes」(突尼西亞人)。我看了一下Google新聞立刻解釋了一切:我剛得了諾貝爾獎,或者說,差不多是。所有突尼西亞人都深感榮幸。我能想像在貝爾維爾(Belleville)、巴赫貝斯(Barbès)和第十七區的餐廳裡,橫跨整個巴黎的歡慶。
對我個人來說,並不意外。突尼西亞捨我其誰呢?歐巴馬?普丁?阿薩德?勒龐?在這片共同的天空下,無處不流淌著今天戰爭的鮮血。而這個被遺棄的「阿拉伯-伊斯蘭教世界」已被料理成一鍋腥紅的燉肉。
在幸福快樂和入地獄的十字路口,世界地圖上幾乎看不見那鵝卵石大的──我們的突尼西亞。雖非最富足安逸的,也非最精巧的,但大概是最美好的地方。沒有油或是武器,而只有此生帶著笑容而非哀容活著,懷著愛而非毒藥,抱著對仇恨的憎惡的夢想。
北極附近某處,一小群金髮長者們獻身於僅此一件任務:嚴密緊盯著地球上的拳頭和武器。誰行為不端正,誰表現良好;誰相信公義,誰的信念是扭曲的;誰不殺戮而選擇消弭紛爭。沒有任何人事物逃得過他們的法眼。他們花了一整年蒐羅全人類只為了找出那一個人,最後是誰呢?你,我們,我,我知道我需要突尼西亞。但奧斯陸卻讓我明白:這世界同樣需要突尼西亞。
四方團體當之無愧。奧斯陸或許可以遵循傳統加冕給貝吉·凱德·埃塞卜西(Béji Caïd Essebi)和拉希德·加努希(Rachid Ghanouchi),因他們團結了衝突的力量避免了可預期的災難。但奧斯陸在表彰英雄上有慘痛的經驗例如基辛格(Kissinger)和黎德壽(Le Duc Tho)(1973)還有阿拉法(Arafat)、 拉賓(Rabin)和佩雷斯(Peres)(1993)。他們甚至劃掉了梅克爾。諾貝爾委員會也可以提名整個突尼西亞人,但一些在達瑪斯(Damas)或蘇賽(Sousse)的人應有愧於此。不只是四方團體,整個突尼西亞歷史都受到表彰。歷史將會在我們每個人手中永遠流傳。
這個早晨,[突尼西亞前任總統]蒙瑟夫·馬佐基(Moncef Marzouki)向他的清潔婦解釋什麼是諾貝爾獎。在聽完她老闆的長篇大論之後,Salha問道:「這改變了我什麼嗎?」僅在一句回答中,Salha就道盡了一切。
從現在開始,一言一行都必須以這個問題為前提:我現在要做的事情、要說的話值得一個諾貝爾獎嗎?是,你沒聽錯──和平。
校對:T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