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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社運人士與母親

為了要爭取與奮鬥的目標,女性得犧牲什麼?面對母親受迫害,孩子會經歷什麼影響?本文粗略介紹亞洲同為人母的女性社運人士。

Irene Fernandez是馬來西亞移民權運動者,她長達十年以上都面臨「刑事誹謗」告訴(現已撤銷),因為她發表一份備忘錄,要求馬國政府調查國內移民營的傷害事件。

除了參與社運讓她在2005年獲得Right Livelihood獎之外,她也有Camverra Jose Maliamauv、Tania Jo、Katrina Jorene三個孩子及數名養子女,外人恐怕不易想像Irene身為社運份子,想到子女時會有什麼感受,在2003年官司一審判決時,Irene在報導中表示:

我希望無論是自己的孩子,或是其他我們組織所幫助的孩子,都能生活在和平社會中,不必害怕政府暴力。

Irene的母親身分或許可從女兒Katrina Jorene筆下展露,女兒在強調公共利益的基督教部落格Micah Mandate寫道:

我感謝母親養育我長大,讓我時時對生活保持警戒、堅持真理,也堅守正義、真實與正確原則;我感謝無數生命中曾出現的英雄,尤其是我的家人,以及Tenaganita(Irene所帶領的組織)裡的家庭,我感謝所有不眠不休、默默努力的人,謝謝他們多年來關心他人。

因為Irene Fernandez的身教,讓她至少有一個孩子也投身社會運動,目前Katrina常書寫有關少數族群權利與保護的文章。

反觀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的兩子Alexander及Kim Aris,卻超過十年無法向母親學習,翁山蘇姬因為熱愛緬甸,卻遭軟禁在仰光(Yangon)湖邊住家近14年,她之所以不願離開,是害怕軍政府從此不會再准許她入境,女性議題部落格Womensphere指出:

翁山蘇姬的英國籍丈夫是牛津大學學者Michael Aris,他在1999年死於癌症,得年53歲,她無法見到先生最後一面,軍政府拒絕發給丈夫入境簽證,而翁山蘇姬害怕自己若離開緬甸,就無法再度回國,她的兒子現年已超過30歲,已十年未與母親見面。

關於這兩個孩子的消息並不多,不過長子Alexander在1991年代表母親赴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同樣透過孩子的觀點,我們或許能更瞭解翁山蘇姬身為母親的樣貌:

身為她的兒子,我個人相信透過她個人犧牲,讓世人瞭解緬甸民眾的苦痛,沒有人應低估他們的苦難。[…]

我們也不能忘記,她獨自在仰光戒備森嚴的屋宅裡奮鬥,象徵著全世界努力幫助人性精神脫離暴政與心理迫害。[…]

雖然外界看待我母親時,仍形容她是位以和平手段爭取民主變革的政治異議人士,但我們仍應記住,她是為追求精神目標。[…]

我希望母親能很快直接與世人分享她的感受,而不需要透過我的口。

亞洲許多社運份子身為人母仍受迫害,例如Fan Guijuan的住家據說是因上海世博會而遭拆除,她在北京遭逮捕後,送回上海立刻入獄,她的兒子因此無家可歸;菲律賓的Edita Burgos博士則為身為社運人士的兒子Jonas Burgos爭取正義,她的兒子據說已經「失蹤」,她目前主持「失蹤人士家屬正義」組織,為許多失蹤人士追求正義,許多人認為人口「失蹤」現象在艾洛優(Arroyo)政權格外顯著

伊朗的人道份子母親也迅速成為全球人權運動象徵,她們組成「伊朗的哀悼母親」組織,舉行公開靜默抗議活動,以和平方式為死去或入獄的孩子爭取正義

一日為母,終身為母

校對:S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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