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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巴勒斯坦籍的敘利亞難民自述離鄉煎熬

Ahmad Shihabi

阿瑪德.施哈比 (Ahmad Shihabi)

近兩年來已經有許多關於難民的文章,不過除了媒體剪輯的片段,我們鮮少聽見他們自己的聲音。國際新聞機構PRI旗下的GlobalPost委託五位敘利亞年輕人撰文,他們都做出了離鄉的艱難決定,並踏上危機四伏的旅途離開母國,前往土耳其和希臘,再穿越南歐。

這篇文章由28歲的阿瑪德.施哈比(Ahmad Shihabi)撰寫,原文於2016年5月31日刊載於PRI.org,經授權重新刊載於此。

我是巴勒斯坦籍的敘利亞人,這表示我是雙重的難民。

我的家族在1948年首度淪為難民。他們離開巴勒斯坦,以躲避以色列建國時發生的暴行與動亂。我們把它(以色列建國日)叫做「災難日」。就像當時的許多巴勒斯坦人一樣,我的家族逃到了敘利亞。最終他們在雅爾矛克(Yarmouk)安定下來,一個位於大馬士革南方的非官方難民營。

1987年,我就在這裡出生。雅爾矛克就像個城市一樣,有學校、醫院及其他設施,全都在一個面積一平方英里的區域裡(譯註:約合2.6平方公里)。住在這裡的有巴勒斯坦人,也有敘利亞人。

我在難民營的學校完成高中學業。十六歲那年,我還在唸書的時候,在叔叔的印刷廠開始了第一份工作,做的是打字員。我在那兒工作了六年,然後轉行去難民營裡的一個巴勒斯坦雜誌社從事報導類工作,擔任編輯。我試著攢點錢好上大學,繼續完成記者的學業。不過我負擔不起。而當敘利亞危機伊始,就連從雅爾矛克的住所前往大學校區,都幾乎不可能了。我的夢想就這麼擱下來了。

敘利亞革命是從2011年三月開始的。擁護民主的示威行動最終蔓延到大馬士革,就在雅爾矛克附近。身為巴勒斯坦人,我們支持敘利亞人民。然而在此同時,我們也不想公然表態反對敘利亞當局。就算我們當中許多人已經在雅爾矛克待了一輩子,政府仍視我們為過客。所以,涉入衝突對我們來說很可能會有風險。如果我們決定採取行動,整個難民營都可能陷入槍林彈雨。所以我們轉而致力讓這裡成為安全地帶,讓那些躲避政府攻擊、來自鄰近市鎮的敘利亞人民棲身。

我們開始帶人群前往自己的住家、學校、醫院,提供他們食物、醫藥還有所需的一切。我們接待了超過20萬人,可謂是難民救難民。我們成功讓雅爾矛克保持安全,為時有一年之久。至少大部分時候是如此。在這段期間,也就是衝突發生的第一年,還是有些飛彈與炸彈落在雅爾矛克。其中有兩枚擊中了我們家附近。2012年初,我的兄弟與我決定把父母和年幼的姊妹送往黎巴嫩親戚處。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們。在那之後,黎巴嫩政府向巴勒斯坦人關閉了邊境。

「此情此景,讓我們都回想起自己曾看過的1948年巴勒斯坦災難日照片。」

每天我都給家人打電話,無時無刻不想念他們。他們支持我一生中所做的每個決定,我永遠想像不到,我們會像這樣分離。我最後一次見到我的姊妹時,她們分別是6歲和12歲,她們永遠無法完成學業了。我的父親與兄弟目前都在工作,好讓全家人在黎巴嫩的日子能過得去。但這很困難。因為他們是巴勒斯坦人,所以沒有居留或工作許可。或許有一天,我能再去探望他們。

沒過多久,我們試圖在雅爾矛克維繫的安全狀態就徹底崩解了。2012年12月17日,一切都變了樣。雅爾矛克遭到敘利亞軍隊的飛機直接轟炸。反政府軍隊接著開進難民營,宣告此區已在他們的控制之下。對我們平民來說,這裡已經不再安全了。雅爾矛克成為敘利亞衝突的前線。

隔天,我們看到彷彿有百萬人離棄了家園,能帶什麼就盡量帶、步行離開雅爾矛克。此情此景,讓我們都回想起自己曾看過的1948年巴勒斯坦災難日照片。上路三天後,我們當中有許多人找不到安全的地方過夜,所以就回頭了。我和大約五萬人一起返回雅爾矛克,在半遭圍困的情況下待了六個月。每天,我們都出門蒐羅食物和其他基本必需品,在雅爾矛克難民營內外都得穿越政府與反抗軍的檢查站,非常恐怖。我們在狙擊手眼皮子底下走過,小命都握在他們手裡。我們看不太到這些人,但可以感覺到他們的存在,也親眼見過他們出手好幾次。只要他們想,就能了結我們的性命。不過我們要不是冒險被槍桿子打死,就是要餓死。

最後,在2013年6月,我徹底離開了住所和難民營。我前往大馬士革,和女朋友在那兒租了間公寓。我們的公寓位在反叛軍控制的庫德西亞區,不過當時他們處於休戰狀態,所以比較安全些。但日子還是很難熬。我和女友為同一間雜誌社工作,每人每月的薪水是175美金,房租每月則要每月200美金。

如此勉強撐了大約一年後,有個朋友來找我,問我想不想離開敘利亞。我告訴他,這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因為我是巴勒斯坦人。黎巴嫩和約旦都不會讓我入境。身為敘利亞的巴勒斯坦難民,我們沒有正式文件,所以不被其他國家認可,旅行因而變得十分困難。於是他建議我前往土耳其。可是土耳其很遠,還要穿越國內許多危險地帶才到得了。我問他怎麼辦才好。「非法出境,」他告訴我。「我認識一個搞走私的,他會帶我們去土耳其邊界。」

「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恐怖分子與軍事行動、街上都是武器。在以前,孩子們會去上學。敘利亞人天性單純,不是極端分子。他們彼此接納,不論種族、宗教,甚或國籍。現在我可以明白,敘利亞真的毀了。」

要離開這個國家、永不回頭,是非常艱難的決定。我在這裡出生、學習、工作。就算現在處境危險,它還是我的國家。我也喜愛這個國家。我這輩子的第一串步伐就踏在這片土地上。而且,對我來最重要的是,敘利亞是我與巴勒斯坦之間最強烈的連結,雅爾矛克難民營尤為是。

我告訴女朋友非法出境這個主意。起初她無法接受,因為敘利亞北方在伊斯蘭國(ISIS)的控制之下,要通過檢查站而不被抓到,似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從新聞中得知的情形就是這樣。我告訴她那個走私客的事,還說有人向我保證一切都會在掌控之中。

「如果你要走,我就跟你一起走。」我女朋友說。要將我倆的性命都置於險境,我感到十分恐懼。她是基督徒,要是ISIS發現她的話,可能會把我們兩個人都殺了。為了這件事,我們苦惱了兩個月。最終,我們決定要非法離開敘利亞。那個走私客告訴我們,出發日期是九月一號。他說我的女朋友要戴穆斯林婦女的頭巾,我們也要把自己的手機和記憶卡藏起來;能帶的只有幾件衣服。

走私客給了我們一張這趟旅程用的地圖。我們要從大馬士革開車到曼比季,一個位在阿勒坡和拉卡中間的城市。拉卡就是ISIS的根據地。然後再從曼比季走過邊境、進入土耳其。

The street Ahmad Shihabi left in Yarmouk, Syria. The area had been damaged by airstrikes and fighting between the regime and rebels. Photo by Ahmad Shihabi

阿瑪德‧施哈比自敘利亞的雅爾矛克搬離的街道。該區域已經因為敘利亞當局與反叛軍的空襲、交戰而毀壞。攝影:阿瑪德‧施哈比。

2014年9月1號早上七點,我們出發了,不知道能不能再見到自己的家園。我們和另外7個朋友、五十幾位要返家的曼比季居民同行,開了超過13小時的車。這些居民對我們一無所知,也不知道我們的目的地。開車的人就是那個走私客。我們通過了47個政府檢查站。走私客把一切都控制得很好。他把我們的證件和錢都拿走了。我們每人付了超過50塊美金,好讓他能一路賄賂通關。我想,其他人知道我們試圖離境。他們看得出來我們是巴勒斯坦人,而曼比季那裡沒有巴勒斯坦人。不過他們什麼話也沒說。

我們開著車、通過檢查站的一路上,映入眼簾的到處是大片斷垣殘壁。我們路過許多地方,包括荷姆斯和哈瑪。這個國家受到的蹂躪令我十分震驚。這是為了什麼?純粹是爭奪權力嗎?抑或是為了自由所要付出的代價?誰都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但我們卻只有一種結局:國破家亡。通過了所有政府檢查站以後,司機警告說,我們已經進入ISIS的地盤了。又開了大約一哩路之後,到了另一個檢查站。大家都很緊張。ISIS不准女人坐在男人附近,所以所有的女人都往後挪,坐在巴士後面。有個士兵的年紀看起來非常小。他的槍比他的人還高。他只檢查了男人的身分證件,然後告訴我們可以過了。

「每踏出一步,我就好像喪失了一點對這個國家的記憶。每踏出一步,我都覺得自己辜負了朋友、家人、在雅爾矛克的家園。」

我們的運氣很好,沒有更糟的事情發生。大家也鬆了一口氣,因為接下來應該就沒有其他檢查站了。不過我還是大受衝擊。他們怎能讓一個孩子拿槍、賦予他殺人的權力呢?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恐怖分子與軍事行動、街上都是武器。從前,孩子們會去上學。敘利亞人天性單純,不是極端分子。他們彼此接納,不論種族、宗教,甚或國籍。現在我可以明白,敘利亞真的毀了。

我們在當天晚上八點抵達曼比季。那位走私客領我們去見另一名走私客。他告訴對方,我們要去土耳其。我們跟著這個新的走私客上了他的車。他載我們前往土耳其邊界。他叫我們別害怕,我們要做的不過是摸黑步行一英里。他告訴我們不能使用任何微小光源,也不能用電話,什麼都不行,否則土耳其警方會看到我們;他們在守著呢。

於是我們用走的,走了一個小時之久。每踏出一步,我就好像喪失了一點對這個國家的記憶。每踏出一步,我都覺得自己辜負了朋友、家人、在雅爾矛克的家園。然後我聽見有人悄聲說:「土耳其到了。」

阿瑪德在數週前收到了居留簽證,讓他得以在德國待上至少三年。現在他住在格賴茨,一個位於德國東部、人口約兩萬人的小鎮,離捷克不遠。他計畫搬到柏林去。


翻譯:林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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