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已經有許多關於難民的文章，不過除了媒體剪輯的片段，我們鮮少聽見他們自己的聲音。國際新聞機構PRI旗下的GlobalPost委託五位敘利亞年輕人撰文，他們都做出了離鄉的艱難決定，並踏上危機四伏的旅途離開母國，前往土耳其和希臘，再穿越南歐。

這篇文章由28歲的阿瑪德．施哈比(Ahmad Shihabi)撰寫，原文於2016年5月31日刊載於PRI.org，經授權重新刊載於此。

我是巴勒斯坦籍的敘利亞人，這表示我是雙重的難民。

我的家族在1948年首度淪為難民。他們離開巴勒斯坦，以躲避以色列建國時發生的暴行與動亂。我們把它(以色列建國日)叫做「災難日」。就像當時的許多巴勒斯坦人一樣，我的家族逃到了敘利亞。最終他們在雅爾矛克(Yarmouk)安定下來，一個位於大馬士革南方的非官方難民營。

1987年，我就在這裡出生。雅爾矛克就像個城市一樣，有學校、醫院及其他設施，全都在一個面積一平方英里的區域裡(譯註：約合2.6平方公里)。住在這裡的有巴勒斯坦人，也有敘利亞人。

我在難民營的學校完成高中學業。十六歲那年，我還在唸書的時候，在叔叔的印刷廠開始了第一份工作，做的是打字員。我在那兒工作了六年，然後轉行去難民營裡的一個巴勒斯坦雜誌社從事報導類工作，擔任編輯。我試著攢點錢好上大學，繼續完成記者的學業。不過我負擔不起。而當敘利亞危機伊始，就連從雅爾矛克的住所前往大學校區，都幾乎不可能了。我的夢想就這麼擱下來了。

敘利亞革命是從2011年三月開始的。擁護民主的示威行動最終蔓延到大馬士革，就在雅爾矛克附近。身為巴勒斯坦人，我們支持敘利亞人民。然而在此同時，我們也不想公然表態反對敘利亞當局。就算我們當中許多人已經在雅爾矛克待了一輩子，政府仍視我們為過客。所以，涉入衝突對我們來說很可能會有風險。如果我們決定採取行動，整個難民營都可能陷入槍林彈雨。所以我們轉而致力讓這裡成為安全地帶，讓那些躲避政府攻擊、來自鄰近市鎮的敘利亞人民棲身。

我們開始帶人群前往自己的住家、學校、醫院，提供他們食物、醫藥還有所需的一切。我們接待了超過20萬人，可謂是難民救難民。我們成功讓雅爾矛克保持安全，為時有一年之久。至少大部分時候是如此。在這段期間，也就是衝突發生的第一年，還是有些飛彈與炸彈落在雅爾矛克。其中有兩枚擊中了我們家附近。2012年初，我的兄弟與我決定把父母和年幼的姊妹送往黎巴嫩親戚處。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們。在那之後，黎巴嫩政府向巴勒斯坦人關閉了邊境。

「此情此景，讓我們都回想起自己曾看過的1948年巴勒斯坦災難日照片。」

每天我都給家人打電話，無時無刻不想念他們。他們支持我一生中所做的每個決定，我永遠想像不到，我們會像這樣分離。我最後一次見到我的姊妹時，她們分別是6歲和12歲，她們永遠無法完成學業了。我的父親與兄弟目前都在工作，好讓全家人在黎巴嫩的日子能過得去。但這很困難。因為他們是巴勒斯坦人，所以沒有居留或工作許可。或許有一天，我能再去探望他們。

沒過多久，我們試圖在雅爾矛克維繫的安全狀態就徹底崩解了。2012年12月17日，一切都變了樣。雅爾矛克遭到敘利亞軍隊的飛機直接轟炸。反政府軍隊接著開進難民營，宣告此區已在他們的控制之下。對我們平民來說，這裡已經不再安全了。雅爾矛克成為敘利亞衝突的前線。

隔天，我們看到彷彿有百萬人離棄了家園，能帶什麼就盡量帶、步行離開雅爾矛克。此情此景，讓我們都回想起自己曾看過的1948年巴勒斯坦災難日照片。上路三天後，我們當中有許多人找不到安全的地方過夜，所以就回頭了。我和大約五萬人一起返回雅爾矛克，在半遭圍困的情況下待了六個月。每天，我們都出門蒐羅食物和其他基本必需品，在雅爾矛克難民營內外都得穿越政府與反抗軍的檢查站，非常恐怖。我們在狙擊手眼皮子底下走過，小命都握在他們手裡。我們看不太到這些人，但可以感覺到他們的存在，也親眼見過他們出手好幾次。只要他們想，就能了結我們的性命。不過我們要不是冒險被槍桿子打死，就是要餓死。

最後，在2013年6月，我徹底離開了住所和難民營。我前往大馬士革，和女朋友在那兒租了間公寓。我們的公寓位在反叛軍控制的庫德西亞區，不過當時他們處於休戰狀態，所以比較安全些。但日子還是很難熬。我和女友為同一間雜誌社工作，每人每月的薪水是175美金，房租每月則要每月200美金。

如此勉強撐了大約一年後，有個朋友來找我，問我想不想離開敘利亞。我告訴他，這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因為我是巴勒斯坦人。黎巴嫩和約旦都不會讓我入境。身為敘利亞的巴勒斯坦難民，我們沒有正式文件，所以不被其他國家認可，旅行因而變得十分困難。於是他建議我前往土耳其。可是土耳其很遠，還要穿越國內許多危險地帶才到得了。我問他怎麼辦才好。「非法出境，」他告訴我。「我認識一個搞走私的，他會帶我們去土耳其邊界。」

「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恐怖分子與軍事行動、街上都是武器。在以前，孩子們會去上學。敘利亞人天性單純，不是極端分子。他們彼此接納，不論種族、宗教，甚或國籍。現在我可以明白，敘利亞真的毀了。」

要離開這個國家、永不回頭，是非常艱難的決定。我在這裡出生、學習、工作。就算現在處境危險，它還是我的國家。我也喜愛這個國家。我這輩子的第一串步伐就踏在這片土地上。而且，對我來最重要的是，敘利亞是我與巴勒斯坦之間最強烈的連結，雅爾矛克難民營尤為是。

我告訴女朋友非法出境這個主意。起初她無法接受，因為敘利亞北方在伊斯蘭國(ISIS)的控制之下，要通過檢查站而不被抓到，似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從新聞中得知的情形就是這樣。我告訴她那個走私客的事，還說有人向我保證一切都會在掌控之中。

「如果你要走，我就跟你一起走。」我女朋友說。要將我倆的性命都置於險境，我感到十分恐懼。她是基督徒，要是ISIS發現她的話，可能會把我們兩個人都殺了。為了這件事，我們苦惱了兩個月。最終，我們決定要非法離開敘利亞。那個走私客告訴我們，出發日期是九月一號。他說我的女朋友要戴穆斯林婦女的頭巾，我們也要把自己的手機和記憶卡藏起來；能帶的只有幾件衣服。

走私客給了我們一張這趟旅程用的地圖。我們要從大馬士革開車到曼比季，一個位在阿勒坡和拉卡中間的城市。拉卡就是ISIS的根據地。然後再從曼比季走過邊境、進入土耳其。

2014年9月1號早上七點，我們出發了，不知道能不能再見到自己的家園。我們和另外7個朋友、五十幾位要返家的曼比季居民同行，開了超過13小時的車。這些居民對我們一無所知，也不知道我們的目的地。開車的人就是那個走私客。我們通過了47個政府檢查站。走私客把一切都控制得很好。他把我們的證件和錢都拿走了。我們每人付了超過50塊美金，好讓他能一路賄賂通關。我想，其他人知道我們試圖離境。他們看得出來我們是巴勒斯坦人，而曼比季那裡沒有巴勒斯坦人。不過他們什麼話也沒說。

我們開著車、通過檢查站的一路上，映入眼簾的到處是大片斷垣殘壁。我們路過許多地方，包括荷姆斯和哈瑪。這個國家受到的蹂躪令我十分震驚。這是為了什麼？純粹是爭奪權力嗎？抑或是為了自由所要付出的代價？誰都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但我們卻只有一種結局：國破家亡。通過了所有政府檢查站以後，司機警告說，我們已經進入ISIS的地盤了。又開了大約一哩路之後，到了另一個檢查站。大家都很緊張。ISIS不准女人坐在男人附近，所以所有的女人都往後挪，坐在巴士後面。有個士兵的年紀看起來非常小。他的槍比他的人還高。他只檢查了男人的身分證件，然後告訴我們可以過了。

「每踏出一步，我就好像喪失了一點對這個國家的記憶。每踏出一步，我都覺得自己辜負了朋友、家人、在雅爾矛克的家園。」

我們的運氣很好，沒有更糟的事情發生。大家也鬆了一口氣，因為接下來應該就沒有其他檢查站了。不過我還是大受衝擊。他們怎能讓一個孩子拿槍、賦予他殺人的權力呢？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恐怖分子與軍事行動、街上都是武器。從前，孩子們會去上學。敘利亞人天性單純，不是極端分子。他們彼此接納，不論種族、宗教，甚或國籍。現在我可以明白，敘利亞真的毀了。

我們在當天晚上八點抵達曼比季。那位走私客領我們去見另一名走私客。他告訴對方，我們要去土耳其。我們跟著這個新的走私客上了他的車。他載我們前往土耳其邊界。他叫我們別害怕，我們要做的不過是摸黑步行一英里。他告訴我們不能使用任何微小光源，也不能用電話，什麼都不行，否則土耳其警方會看到我們；他們在守著呢。

於是我們用走的，走了一個小時之久。每踏出一步，我就好像喪失了一點對這個國家的記憶。每踏出一步，我都覺得自己辜負了朋友、家人、在雅爾矛克的家園。然後我聽見有人悄聲說：「土耳其到了。」

阿瑪德在數週前收到了居留簽證，讓他得以在德國待上至少三年。現在他住在格賴茨，一個位於德國東部、人口約兩萬人的小鎮，離捷克不遠。他計畫搬到柏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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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林凱雄